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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大风大浪的孙宏斌决定赌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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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面临的主要矛盾 高度重视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

【博览财经特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黄群慧:现代化从通用的特征看,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现象看,现代化被广义的看作是一场由西方社会发端,后传递至全球范围内的至今仍在进行的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的变化,涉及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思维等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发展过程看,现代化被看作是国家通过工业化进程而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前沿的过程,尤其是特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落后国家通过科技和产业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首要在于充分认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张培刚先生提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从低级向高级突破性变化或者变革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由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或者说通过技术推动生产函数来突破变化的过程。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后发国家追上发达国家的过程。

黄群慧:原来是机械化替代手工作业,后来电气化替代机械化,到现在的信息化、数字化,随着一次一次的技术革命推进工业进程,虽然现在是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为主导,但它仍然可以归结到工业化进程,因为它是一系列生产函数从低级到高级突破性变化的过程。

曾经流行的所谓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的理论,是片面的,是错误的,实际上每个国家道路不一样,完全可以在前面加一个什么式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将中国式现代化概括为五大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方面特色,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这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黄群慧:中国从数量增长、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凸显。这些年我们是一个赶超型国家,发展过程中有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

《财经》: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曾陷入各式发展陷阱。中国的现代化如何避免发展陷阱?

学术界研究还有动态标准,不超过美国人均GDP的40%就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按这个标准我们离得还很遥远。因为我们测算大概到2050年才能够实现,如果没有发生任何外部环境变化的话,美国以正常的2%左右的速度增长,我们以赶超的速度大概到2050年前后应该能达到美国人均GDP的50%-60%的样子,那时候才可以真正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财经》:未来有哪些可能阻滞中国实现现代化征途的风险?

第一,经济全球化受阻带来的创新乏力风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这将可能导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脱钩”,这进而可能导致我国原创技术进步能力不足,形成我国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阻碍。要应对这种风险,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创新置于现代化的核心地位,形成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第三,重大国际政治军事冲突和全球危机带来的极端环境风险。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至关重要。当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连续性很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巨大变化冲击而中断或者倒退,最终不能实现现代化。

黄群慧:我们说创新有两个方面: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实制度创新往往就是我们提到的改革。从企业角度看,还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三者之间紧密相关。没有好的制度,技术创新受到约束,技术创新到一定程度也会促进制度变革。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于创新不够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我认为这是关键。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是怎么能够推进创新的问题,推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当然涉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的方方面面,涉及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等许多内容。

黄群慧:现代化一定是一个开放的现代化,我们反复强调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而新发展格局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核心是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成功实施出口导向的低成本的工业化战略,靠两头在外的“三来一补”加工创汇,完成最原始的资本积累。那时候,不仅仅是劳动力低成本,技术源也低成本,因为主要是模仿式创新。在与外资合作中,通过技术外溢,慢慢我们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当时的环境污染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即具有低成本的环境要素,这几个低成本使我们实现了经济赶超。

我们有14亿人,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以上,有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我国已经具备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另外从供给角度来说,我们总体的制造能力也有了很好的基础,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基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基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说不对外开放了,不走国际化了,而是国内大循环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比较优势,现在要把这个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通过国内大市场来吸引全球的高端要素,促进中国创新能力创新水平的提升。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国际国内双循环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两个之间不能偏废,有的人喜欢只提双循环,忽略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优势,但是,光强调自我优势,关起门来搞,就丢掉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所以这句话一定不可偏废,要全面理解。

《财经》:现在谈技术创新,一些学者颇担心举国体制,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政策法规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情感纽带,集中力量办大事,会不会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让失败的创新故事重演。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

“新型”新在哪里?就新在是市场经济条件和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下,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其特征是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的各种手段。这一体制能够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更好激发创新活力。当前,科技创新已经从单点创新转向系统能力提升的新阶段,需要推进跨学科、跨产业的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这就要求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促进各类主体协同创新,提高创新链的整体效能。

黄群慧:创新模式、创新的组织方式需要不断变革。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相关产业政策鼓励培育中小企业成为单项冠军,另一方面,关键还是慢慢培育一个创新生态,让企业能通过自主的创新联盟,供应链金融等等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探索各类模式。尤其对于行业共性的基础技术发展而言,前些年科研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改革,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因为一些研究院市场化后,热衷做短期项目,至于行业共性技术,投入后失败风险高,回报小,反而没有研究单位愿意投入。所以这就需要新型举国体制。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黄群慧:习总书记在不久前的省部级干部学习班上也强调,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它确确实实反映了我们是一个赶超的过程,我们的现代化是并联式的,跨越式的,但是这种过程也说明有些基础没有时间去打牢,加上我们是后发模仿学习,说明我们的产业基础并不牢靠。什么是产业基础?有一个词叫“工业四基”,就是产业的基础核心零部件,关键的基础原材料,生产制造基础工艺,行业共性的基础技术,如果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把基础电子元器件从基础核心零部件拿出来可以说第“五基”。恰恰是我们这种产业的“五基”,基本都掌握在别的国家手里。报纸上报道说目前有36项卡脖子技术,但按制造强国的规划来看,我大概统计,十大先进制造业的“工业四础”有692项是卡脖子的。老百姓一般关注芯片,实际上不仅仅是芯片,而是整个产业基础,六百多项卡脖子意味着每个基础有一个链条,实际上整个产业基础是薄弱的。所以提出产业基础高级化,就想把这个产业基础的短板补齐。当然这有个渐进过程,比较艰巨。国家 “十四五”甚至提出了“产业基础再造”,我们知道再造有点革命性的意味,它恰恰说明这个基础相当薄弱,我们现在推进的就是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财经》:实际上产业基础再造,关键的是我们的基础研发投入不足?

《财经》:它属于默会知识。

《财经》:中国近两年逐渐重视未来产业,全国多地纷纷布局未来产业发展,开辟全新产业发展空间。“十四五”规划纲要专门为未来产业包括的领域列了表格,比如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您认为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什么关系,两者如何支撑现代工业体系?

《财经》:两者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而未来产业不确定性很大,要超前布局,所以对未来产业实行的产业政策不一样。一般是鼓励多元化探索,设计一个比较宽松的创新性环境,不断试错。(来源: 《财经》 作者:王延春、张静伦 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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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道路的选择 不妨学学日本和德国

【博览财经特稿】过去10年,中国从两方面经历了非常重要的结构转型,一方面是从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到以国内需求为主的增长模式。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三驾马车”,出口、房地产、其他各贡献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左右。2012年之后,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国内需求大大增加。

上面这两个转型都说明我们外延式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要转向内生型发展。要实现这个转换,创新就一定要跟上。

说到创新,很多人只关注硅谷所谓的从0到1的创新。从0到1的创新是什么?苹果手机就很典型。苹果手机一出来,原来传统的手机基本上没有市场。2006年之前很有名的手机牌子,比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等都因为苹果手机的创新而倒下。这就是从0到1的创新,它是颠覆性的,一个新产品出来使旧的产品完全被淘汰,美国多年都是从0到1创新的大国和引领者。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从0到1创新的另一面,即成本非常高。一个新产品出来,旧产品就要死去。它是创造性的,对传统产业是毁灭性的,毁灭的不仅是传统产品,还有对应的设备甚至产业带。美国经济靠从0到1的创新实现了持续增长,但主要增长都集中在西海岸、东海岸,加上中间创新能力较强的个别城市,剩下大部分地区没有多少发展。

从0到1的创新走得太久以后,美国就缺少好的工作机会给到普通人,最终使美国形成了两极分化,大量的穷人和少数极其富有的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当年我毕业的时候,母校威斯康星大学的化学专业世界领先,很多同学毕业以后踌躇满志,到最好的制药公司工作。但金融危机使有些同学被解雇。那还是10年前,大家也还年轻,能继续找工作。如今又有同学再次被解雇,50多岁的博士无法胜任高科技的工作,只能到超市应聘,干一些杂活儿。但他们没有发泄什么不满,而是认为成败由人、接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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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创新模式更多是从1到N的创新。德国默克集团专注于手机屏幕的液晶研发和生产,全球75%的液晶都是默克公司生产的,它就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默克公司已经有300年历史,到今天一直做得非常好。

中国创新道路的选择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英雄,虽然他们背后也有强大的团队,但不可否认他们有很卓越的企业家才华。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企业家拥有巨额的个人财富是理所应得的,我们这个民族有认同和推崇个人主义的一面。

先说历史维度。我们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搞农业优先发展战略,对这个战略的批评很多。但客观地说,对此的看法也应该一分为二:我们既犯了很多错误,浪费了很多资源,但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因为农业优先发展战略给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历史在不断进步。经过20年发展,中国服装鞋帽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达到顶峰以后直线下降,如今占出口的比重已经不到10%。相反,电子产品出口占比上升到30%,机械产品出口占比上升到40%。40年走了一个轮回。

过去,我们是买别人的机器设备,别人派工人到中国来安装调试。如今,济南二机厂把产品出口到美国福特公司,派工人到美国帮他们组装,教美国工人运转机器。这个机器还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配备了远程监控,有小毛病在济南就能通过工程师远程解决,大问题再派人过去。中国这样的企业其实并不少,只是没有人挖掘它们。

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也还有生存的基础。三、四线城市很难在创新上和深圳看齐,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如果三、四线城市非要在从0到1的创新上发力,那深圳干什么?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亚文化,没有必要每个企业、每个地区都搞从0到1的创新,都去冲击世界最前沿。前文我多次提到的我的家乡江西新干县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如果中国在500强榜单上既多又强,世界其他国家该如何应对中国?我们现在人均GDP刚刚9000美元,就想把人家人均GDP5万美元国家的事情都做好,别人一定想办法控制中国,以保持自己的发展机会。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70年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走过一段弯路。但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又让我们回到了正确的路上,改革开放以后的这条路走得非常踏实、非常正确,要好好走下去。(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一指标戳穿美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谎言 警惕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

【博览财经特稿】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迅速相继倒闭,上演美国历史上第二大与第三大银行倒闭案,充分印证了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效应而推出的刺激计划的极端破坏性。事实上,是这些错误的刺激计划引发破坏性后果直接导致了美国两家银行的倒闭。

本文将仅讨论美国银行崩溃与美国错误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两家银行投资了素来有着“全球最安全资产”美誉的美国国债,以及风险最大的金融工具之一的加密货币,他们为什么会倒闭呢?

在最近的政治宣传中,美国一直声称其经济运行良好,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刺激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总统拜登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如是说。但任何追随真金白银而非华丽辞藻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美国经济潜在的负面结构性趋势之外,金融市场也发出了极其明确的经济出问题的信号。

图1呈现的是美国长期(10年期)国债和短期(2年期)国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利率相差多少。可以看出,美国国债长期利率几乎总是高于短期利率。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长期贷款的风险比短期贷款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支付更高的报酬和更高的利率,才能让有此需要的人长期贷款。但是,正如图表所示,这种正常关系有四次发生了变化,出现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的情况。在之前的三次事件中,每一次收益率曲线都出现反转,随后美国经济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2000年收益率曲线出现反转时,伴随的是互联网公司股价暴跌和美国经济急剧放缓。

因此,值得注意的不仅在于这一收益率曲线反转指标的罕见性,而且在于它的可靠性——收益率曲线没有发出反转情况下,这之后没有发生重大危机。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如此可靠的指标,而且它总是伴随着如此严重的经济后果,所以即使是非经济专业人士也值得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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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国推出单纯着眼于刺激消费的措施。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需求侧得到了显著提振,但经济的供给侧却并未直接增长。需求显著增长而供给没有增长的结果不可避免——通胀飙升。

因此,美国通胀率开始飙升——从2020年5月的0.1%升至2022年1月的7.5%。这一时间线清楚地表明,导致这轮通胀潮出现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而非乌克兰战争,因为乌克兰战争始于2022年2月。随后,美国通胀率在2022年6月达到9.1%的峰值。

如图2所示,为抑制美国经济政策引发的通胀浪潮,美联储开始迅速提高利率。美国利率从2022年2月的0.25%升至2023年2月4.75%,仅一年就增长了4.5%。

美国国债大量发行,为美国政府巨额债务提供了融资,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债价格开始下跌,原因是其供应量大幅增长。但债券利率与价格反向而行,即随着美国国债价格下跌,支付的利率也随之上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利率开始上升——2020年3月达到最近的最低点,为0.5%。然后,两年期国债利率开始迅速上升,而这又受到了美联储加息的有力推动——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1年2月达到了最近的最低点,为0.11%。如上文所述,2022年7月,两年期利率升至10年期利率之上,使收益率曲线出现反转。到2023年3月8日,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从0.5%升至3.98%,两年期国债利率从0.11%升至5.09%,导致收益率曲线反转1.09%。

利率上升通过两种途径直接导致了银行的倒闭:首先,美国国债和市政债券等相关金融工具的利率大幅上升,是由其价格下跌造成的。这些债券被银行作为“最安全”的资产持有。但这意味着这些银行最安全的资产价值正在急剧下降。因此,如果一家银行持有大量此类“安全”债券,其资产价值可能会低于负债,从而导致银行倒闭。这是硅谷银行倒闭的主要原因。硅谷银行市值在一周内从60亿美元跌至零。

由美国的刺激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加息成为了必然,而加息又同时让“安全”资产和“风险”资产都陷入了危机——于是银行倒闭了。

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后果和教训是什么?

其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已经建立”的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一场金融危机再次从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被引燃。

第四,现在谈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对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损害有多严重尚为时过早。但是,拥有超过2000亿美元资产的硅谷银行,是美国历史上继拥有3070亿美元资产的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后的第二大倒闭银行,显然是一起重大金融事件。一些直接影响——银行存款将得到保障可以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干预来控制,但这要付出不菲的代价。直接的连锁影响仍不清楚——截至笔者撰写本文时,美国其他一些银行的股价正在大幅下跌。

最后,这对中国有着明确的启示作用。笔者和其他人对美国刺激政策的警告已经被事件完全证实。但美国的这些破坏性政策被一些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披上了合理的外衣——遗憾的是,这些错误的经济学理论被部分中国媒体奉为真理,且经由他们在中国媒体上反复出现。

诸如“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75%”或“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75%,投资则为25%”之类引起混淆的说法,并不正确。由于消费并非供给投入,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为零。因此,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75%的GDP增长用于消费,25%用于投资”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75%,投资则为25%”的说法则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生产是由消费创造的。为理清思路,诸如“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75%”之类的说法应叫停,因为它们会混淆视听。

我知道,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笔者近来花费了太多笔墨来论述这一看似抽象的经济理论问题。但正如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相继倒闭所表明的,这些理论问题具有极其强大的现实影响。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的这种真实状况进行了非常清晰的阐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或交换:“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再总体内部具有差别。其中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生产(模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模式)。”

相反,“西方”(事实上是边缘主义)经济学混淆理论使真实情况变得模糊,从而催生带来破坏性结果的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因此,为避免这种破坏性后果,避免此类错误的理论在中国传播至关重要。澄清错误的理论,并非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现实问题,正如美国银行倒闭所造成的损害所表明的那样。(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罗思义)




人物广角




留给融创的时间不多 见过大风大浪的孙宏斌决定赌上自己

【博览财经特稿】3月10日与14日,佳兆业、景瑞控股两家出险房企在港交所复牌。消息一出,很多人都在问:融创呢?什么时候能复牌?

今年3月,“融创三个月没发工资”的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一名融创的知情人士表示,三月停薪并不属实。不过,三个月没发工资的现象,或与区域有关。媒体报道称,三个月不发工资现象发生在融创的青岛公司,集团的欠薪情况稍好一些。

但另一方面,融创的债务重组计划有了新的进展。把债务问题解决了,房企才可能恢复正常经营。眼下,好的坏的消息都有,融创是否已经过了最艰难的时候?未来还能好起来吗?

今年3月对于融创来说是一个关键节点。3月初,融创传出消息,其境外债务重组计划获得了所有持有人临时小组的口头支持,预计在3月底之前公布重组计划。

比起一些在债务面前直接“躺平”的房企,融创可以称得上努力。它一边推动债务重组谈判,另一边把能出售的资产卖掉还债。同样在今年1月,融创中国发布公告,宣布融创在深圳冰雪文旅城的全部股权及债权已签订出售协议,出售所得款用于偿债,总代价约为35.8亿元。

这些都是实质性的好消息。无论是看重丰厚的家底,还是对创始人孙宏斌这位传奇人物的信任,投资人依旧对融创抱有一定的信心。

最令人感到压力的,是融创越来越少的现金与越累越高的债务。截至2021年12月31日,融创集团现金余额约为692.0亿元,而到期未偿付的借贷本金为685.3亿元,这还导致1518亿元本金可能被要求提前还款。

当一个庞大的商业体经历流动性危机,其中的无数环节都会跟着陷入阻滞。在融创的资金问题背后,还有一众等待打款的中小供应商,等待楼盘复工的业主,以及迷茫的普通员工。

抖音上的“亮亮丽君夫妇”,曾因“普通小夫妻努力赚钱买房,被烂尾击碎生活与梦想”一时走红,他们购买的正是融创在郑州的一处楼盘。

孙宏斌何以至此

融创债务危机的公开始于2022年5月,融创中国发布公告表示,有4笔美元债陆续到期,但无法在相关期限内偿还利息。而此前一个月,融创就因未能及时披露年度业绩在港交所停牌。

不过在2021年底,融创做了许多回笼现金的动作,包括大规模抛售贝壳股票;打包出售杭州、上海的两个项目;将文旅服务业出售给融创服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1年11月,孙宏斌以个人名义向融创提供无息借款 4.5 亿美元。为了救融创,孙宏斌不惜动用自己的钱袋子。

问题出在哪里?

被“增长”迷住了眼,大部分出险房企都离不开激进的扩张战略。土地储备是房企扩张的弹药,动则数十亿的土地出让费不得不让房企抬高杠杆,四处融资。

2021年,融创的土储能够小幅下跌,是因为下半年放缓了拿地动作。而在上半年的六个月内,融创在各地拿下了82宗土地,加上收购项目的总拿地金额超过1000亿元,是当时全国房企中的“拿地王”。

孙宏斌曾在一次股东大会上说:“我们自有资金参与拿地比例不到20%。”这意味着融创在拿地上的钱,有80%的钱都是借的。

在房地产上,孙宏斌一直有个“超越万科”的梦想,高举高打,疯狂拿地,从顺驰到融创,初心不改。但2006年,顺驰资金链断裂,由他人接盘,孙宏斌带着融创走到今天,却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了两次。

150亿投资乐视、632亿元收购万达……在过去,孙宏斌是“白衣骑士”, 一次又一次用巨款解救其他企业于水火。然而,当融创自身也深陷债务泥淖,众人发现,在高杠杆模式下,没有所谓真正的“豪横”,大家都差不多。

去年4月,余额40亿的债券“20融创01”获得18个月的展期。但展期是有条件的,融创将青岛阿朵小镇及郑州中原文旅城两处项目作为展期的增信保障,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条增信措施:孙宏斌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不过,复牌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有出险房企知情人士表示,尽管距离摘牌的“大限”只有半年,但其所在企业没有清晰复牌计划。原因是即便复牌,也无法解决债务问题;另一个原因是销售市场回暖尚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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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房企来说,艰难时刻还未过去,很多房企仍在解决债务危机的路上,也有新的房企在爆雷。出险房企的债务总量没有减少,债权人维权的问题仍然存在。无论如何,房企的复活时间是宝贵的,作为最受期待的“复活候选人”,融创这次如果能重新站起来,将会给中国的民营房企注入信心。(来源:盐财经(ID: nfc-yancaijing) 作者:宝珠 编辑:江江 视觉:林溪)




社会热点




一则裁决书揭开张兰的巨额债务 “撕开”家族信托的面纱

【博览财经特稿】在美公寓被拍卖、离岸家族信托被“击穿”……俏江南创始人张兰,正因与私募股权基金CVC Capital Partners(CVC)的“恩怨”被推至风口浪尖。

伴随上述债务的曝光,“张兰家族信托被击穿”一事亦被迅速置于聚光灯下,并一度登上社交平台热搜。“猪养肥了,狼就来了!”对此张兰在直播间回应称“被资本算计”。3月21日,张兰又在凤凰网财经《封面》的直播中表示正在上诉,并且已经准备了充分的证据。

被“击穿”的家族信托

双方“恩怨”要追溯至近十年前。2014年,CVC完成了对俏江南的收购,LDV公司即为CVC为收购而设立。根据新加坡高等法院披露的信息,作为收购的一部分,CVC于2013年12月16日至2014年6月13日,将约2.54亿美元支付至张兰的嘉盛银行账户(Safra Sarasin Account)。

在成立SETL后,张兰将资金从个人账户陆续汇入SETL的两个银行账户。根据新加坡高等法院的文书,2014年3月10日至2014年7月21日,1.42亿美元从张兰的嘉盛银行账户转入SETL下瑞信银行账户(CS账户)。2014年3月27日至2014年11月27日,其中的8522万美元又从CS账户转入SETL下的德意志银行账户(DB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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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控制权下风险隔离失效

作为一种法律关系,信托具备资产隔离优势及财富管理的功能,家族信托则是信托的本源业务,充分发挥了信托制度的天然优势。家族信托被“击穿”,意味着其失去关键的“风险隔离”作用。

“就国内而言,目前我没有观察到有类似案例出现。”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德怡表示。

在张兰家族信托的案例中,由于其对财产有干预行为,新加坡高等法院便指出,张兰为SETL名下的CS和DB账户的实际控制人,而未认定上述账户的资金为家族信托的资产。

其次,张兰关于受益所有权(beneficial ownership)的确认,反映在银行的各类文件中。

此外,接到中国香港冻结令通知后的两天内,张兰从信托项下银行账户转账共计约3583万美元,其中一些付款指示是手写的“紧急”(TOP URGENT)。

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梁晨律师亦认为,家族信托隔离机制的前提在于放权。若委托人依然掌握财产支取、处置的绝对控制权,信托机构就从信托财产管理人沦为了“存款机”,丧失了独立性,财产隔离功效也就没了根基和正当性。

家族信托真的有效吗?

梁晨指出,自打张兰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置信托财产的时候,该信托的作用已经逐渐被减弱,直至超过合理限度,被法院认定丧失信托独立地位和财产隔离的功能。所以并不是信托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张兰的操作没有遵循信托的“游戏规则”。

王德怡表示,中国的信托法和美国、新加坡等存在差异,从根本上来说,委托人应该对法律有最起码的敬畏之心,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征求专业律师的意见。尤其在涉及到新加坡、美国等法制比较完善的国家,不能保留在国内的思维,随心所欲。

王正指出,国内信托制度设立时间不长,虽然信托法明确规定“信托财产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但很多人对于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可能较为模糊,过去曾有不少相关机构基于信托人为债务人而直接扣押冻结甚至强制划转信托财产的情况。

不过就功能而言,业内人士指出,离岸与在岸(境内)家族信托并无太大差别。

据某信托公司人士介绍,国内信托产品针对客户标准化、定制化需求均有解决方案。标准化家族信托的方案即是采用标准化设计,适用于无特定需求的家族信托客户。而定制化家族信托,一般适用于设立门槛较高,基于家庭情况有一定特殊需求的超高净值客户群体。

王德怡指出,需要注意,信托机构在接单和展业时,也不能为了业绩而一味满足客户的要求,从而使信托丧失隔离资产的作用。这些不利的事实一旦被法院认定属实,对信托机构的专业声誉会是严重的打击。同时,信托公司在接受客户指令时应该及时给予客户风险提示。(来源:《财经》 作者:严沁雯、张颖馨 编辑:袁满)





提高知识产权战略地位 国知局“提格”意义重大

【博览财经特稿】3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一项中,已经列入国家知识产权局(下称“国知局”)。

《改革方案》定调了“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提出要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将国知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称“市场监管总局”)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另外,商标、专利等领域执法职责继续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相关执法工作接受国知局专业指导。

受访学者表示,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对知识产权的定位非常高,尽管国知局仍为副部级,但规格确实有提高。

本次国知局调整,若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观察,亦有深意。国知局的机构调整,一直以来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其一是知识产权内部的整合问题,即版权、专利和商标的行政管理职能集中与分散,此次版权仍然没有并入国知局;其二是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的关系问题。

国知局“提格”,凸显知识产权重要性

到了2008年的机构改革时期,国知局虽增加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等职责,但直至2018年大部制改革之前,知识产权三大板块:专利、商标、版权一直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例如,商标注册与管理等行政职能归属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的商标局,国家版权局主管全国著作权管理工作,地理标志、专用标识使用则归当时的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

截至发稿,国知局官网的机构职能介绍仍是2018年机构改革时版本,组织架构图显示,国知局除了局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团体外,核心职能聚焦于专利与商标两大领域。

汪玉凯透露,关于国知局是否仍归属市场监管总局管理,本轮机构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有过多次讨论。市场监管总局本身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再管副部级的国知局,从组织架构而言,国知局的规格并不高。2018年的机构改革后,国知局的运转确实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丛立先认为,国知局原是市场监管总局内设的二级局,包括政策制定、综合管理、国际交流等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此次行政级别虽然没有提升,但调整为国务院直属,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高质量发展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对国知局的定位非常高。

管理、执法分开,有何利弊?

多名专家学者认为,这种安排既能避免多头执法,也能使国知局专注知识产权管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表示,2018年的机构改革把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统一管理后,主要积极意义是理顺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利于统一执法。“市场监管总局当时拥有一支庞大的执法队伍,全国大约有60万人,为知识产权执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丛立先则认为,执法职责留在市场监管总局,有利有弊。积极的一面是,从大市场监管的角度统合执法,能避免执法冲突和多头执法,提升执法效率,也有利于编制管理。然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虽接受国知局专业指导,但在后续问责机制上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未来应发挥什么作用?

同日,国知局召开大会提出,大力强化知识产权工作链条,有力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效能。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双重作用,更好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抓好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50周年、专利商标审查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以点带面促进发展。

丛立先则表示,技术被卡脖子,与知识产权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也有很大关系。未来,国知局工作重点是,做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的政策制定,加强服务管理和国际合作,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

回顾过去,马一德表示,从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起始,知识产权便成为战略性工作。从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中国的专利、商标、版权数量均实现了历史性飞跃。2023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提到,截至2022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421.2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9.4件,有效商标注册量达4267.2万件,牢固确立了知识产权大国地位。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4.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12.4%。(来源: 《财经》 作者:姚佳莹 编辑:郭丽琴)




形势分析




挤兑风波动摇货币政策 加快美联储降息速度

【博览财经特稿】美联储这次开会算是彻底打开了降息通道,下半年降息基本上板上钉钉。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再有外部阻力,可以全身心聚焦国内经济实施货币政策。投资者也可以不用像去年那样谨慎,完全可以有节奏地交易对美联储宽松敏感的投资标的。

按照去年市场的预期,美联储今年下半年也会开始降息。只是每次美国经济数据好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美国通胀很顽固还需要继续加息,市场预期降息的时间就会往后挪。然而,3月10号由硅谷银行引发的挤兑风波开始动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加快了美联储降息的速度。

另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也传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紧缩信贷可以替代加息……”换句话说,美联储有意结束加息而用缩表来收紧信贷,从而控制美国经济的热度,慢慢把通胀降下来。

不是这样的!货币政策从来都不是完成了任务后突然转向,而是会利于政策余温实现目标。此刻美联储就是打算通过结束加息而靠收紧信贷,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实现通胀自然下滑。

事实上,对利率敏感的资本市场早已交易了这部分预期:美国国债自去年11月开始已经不买“美联储会加息更高”的账了;黄金、数字货币等也同步于去年11月(止跌)开始快速反弹。

什么时候开始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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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说,明明美联储当官的投票大多数都支持(点阵图)2024年才会降息,市场预期说了能算?

比如,中国经济复苏阶段,1、2月资本市场利率连续走高,说明市场缺钱需要央行补充流动性。如果央行以“大水不能漫灌”、M2已经很高为由而拒绝,那么我们很可能就看不到1、2月增长的社融,看到的可能是实体经济更拿不到钱而经济继续衰退。市场预期是拿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它比当官的更了解经济状况。

随后,美联储若不及时主动降息来缓解市场压力,而仅仅靠高利息支持银行流动性,只会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更糟,金融系统的风险更大。所以,此时此刻,美联储官员的话远不如真金白银堆积的市场预期靠谱。它值得参考!

有人可能会说,明明美联储声明中第一段最后一句特意强调通胀仍然居高不下(“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你货币宽松难道不怕通胀又起来吗?

至于美联储对银行业定向放水(贷款形式)提供流动性支持就更难再掀起新一轮通胀。原因有两点:

其二,抗通胀的终极杀招——缩表并没有停下来。加息只是提高了获得商品的成本,而缩表是消灭基础货币并通过乘数效应减少市面上钱数量的手段。加息让获得商品的成本变高(除非太离谱)但很难挡得住购买的欲望,但市面上缺钱却能很快让商品市场冷却。此刻,缩表不停美国的经济热度就还会继续降,通胀就很难反弹。

下调美国2023年GDP增长预期至0.4%,去年12月料增0.5%;下调美国2023年GDP增长预期至0.4%,去年12月料增0.5%。说白了,美联储早就做好了花更长时间压低通胀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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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担忧流动性危机在欧洲金融系统大面积传染,可能会让更多的银行成为接下来的多米诺骨牌。人们不禁问:欧洲银行业安全吗?2008年金融危机还会重演吗?

另一位储户如此感慨:“请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这次危机对我们欧洲人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银行账户里的钱有风险吗?我们需要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放在床垫下吗?”

新的信贷紧缩时代即将来临?

也是在3月24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欧盟银行业很有弹性,资本充足,流动性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欧洲银行业“强劲”,欧洲央行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向欧元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

例如,美国花旗集团分析师安德鲁·库姆斯认为,德银股价重挫,其实是非理性市场的受害者。再如,全球金融业研究机构Autonomous Research的合伙人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不担心德银的生存能力或资产评级。需要明确的是,德银不是下一个瑞信。”

但许多专家认为,市场对欧美银行业的信心危机不断发酵,正向行业估值、整体流动性等更广泛的领域蔓延,欧美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短期内恐怕难以迅速消除。

鉴于以上种种不确定性和恐慌,欧陆和英国银行的股票和债券上周遭到了大幅抛售,这转而推高了银行的融资成本。如今,经济学家们担忧,如果动荡导致银行的风险管理人员在做出新的贷款决定时过于谨慎,那么,银行就会把更高的融资成本转嫁给家庭和企业,这将对实体经济造成沉重打击。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新的信贷紧缩时代即将来临?

虽然花旗分析师认为德银股价重挫是非理性市场的受害者,但问题在于,社交媒体时代放大了金融市场的这种非理性因素,某家银行、某个国家的银行体系、甚至全球金融体系,都有可能成为被社交媒体放大的非理性因素的受害者。

瑞银全球财富管理的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多诺万谈及瑞信崩溃时说:“这是推特时代的第一次银行危机。”多诺万解释说:“社交媒体可能以指数级速率放大信誉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恰恰是这次危机的部分症结。”

所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次由推特引发的挤兑。”

确实,2007年,当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第一个英国受害者时,曾经出现挤兑现象,当时,该银行的各分行门前,都排满了等待提款的储户。如今,当美国硅谷银行出现危机时,也出现了挤兑现象,但根本没有分行门前排长队等待提款的场面,因为储户都通过手机上的网银App转账,仅仅在10个小时之内,就有420亿美元从硅谷银行中转走,平均每秒钟转走了逾百万美元,堪称史上最快的银行挤兑速度。

瑞士圣加仑大学的研究人员斯特凡·理雅格说,网谣和网银的这种毒性结合,让今天的银行比15年前更为脆弱,“过去,人们在银行分行前排队提款的景象引起了恐慌,而今天我们有了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银行挤兑发生得更快。”

不过,对普通的银行储户来说,倒是没有必要过于恐慌。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都出台了保护普通储户的法规。

欧盟也有存款保护法,根据该法,所有27个成员国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存款保护机制,赔偿金额上限是10万欧元。

但就银行的长远发展而言,仅仅靠这种赔偿担保,是远远不够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提高银行体系的承压能力,包括建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实施了一系列的银行压力测试。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高级顾问鲍勃·帕克说:“如今,欧盟诸国银行被要求拥有更多的资本作为缓冲,今天欧洲银行系统的风险大大低于过去20年或30年的任何时候。”

瑞士央行行长乔丹却有不同的看法。乔丹表示,当前的金融形势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一个相似之处,这就是信心的重要性。乔丹指出,在最近的欧洲银行业动荡中,“信任缺失”便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并不认为移动网银是这次欧洲银行业动荡的根源,我认为,问题的症结是信任的缺失。

瑞士圣加仑大学的另一位研究人员斯特凡诺·拉梅利赞同乔丹的这一看法。拉梅利说,银行最为重要的资本,就是储户和投资者的信任,信任一旦丢失,那么,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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