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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8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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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取得新的巨大突破。该任务非常突出,甚至是一切工作的首要战略目标。为此,会议提出“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虽然细节还没有公布,但它一定会是深远影响中国制造业格局的超级蓝图。


【博览财经特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出炉,高层决策部署了2021年的经济工作重点。

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召开时,高层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信号。但此次会议不再提“需求侧改革”,而是重新变回了“需求侧管理”。

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层的部署按照惯常举措,着眼于大方向。今年不管是从宏观到微观,都更加具体细化、针对时下矛盾,着力应对看得见的经济风险。此次会议有8大信号值得关注

它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核心都是为了尽快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批“卡脖子”问题,不再让其制约国家安全。这说明2021年的重中之重,一定是属于制造业的。

中国将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取得新的巨大突破。该任务非常突出,甚至是一切工作的首要战略目标。

基础研究十年方案在上游,中国制造2025在下游。基础研究的突破,会让后边工业体系的升级变得顺理成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议非常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七十年时局大变,今天的中国,是要用新型举国体制再次扛起科技创新的大旗。与之不同的是,过去有外力的助推,未来是相当的自主创新。

中央明确提及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其实也是对过去一度流行的“举国体制已经过时论”的定论。换句话说,两弹一星模式同样适用于芯片业。

目前,中国拥有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张江、合肥、北京怀柔、深圳。而被明确定义为国际科创中心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和大湾区。

二、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跟一位大佬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最容易造就首富的两个领域,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互联网。房地产被很多人认为有原罪,今天的互联网也开始“原罪化”了。

没有对用户隐私的侵犯而不受惩罚,没有对大数据杀熟的滥用,互联网经济平台不可能走得这么快。

大数据分析就像一把刀,你可以拿它屠龙,也可以拿它割韭菜。中国的互联网界,偏偏选择的是后者。那么,迎接它的,一定是一把更高段位的刀。

还记得前几年,万达、海航、安邦海外疯狂并购的样子吗?

昨天是防止资本出海的无序扩张,今天的反垄断瞄准互联网,是防止资本内卷的无序扩张。

那些看不清楚风向的人,未来一定会跪着流泪。

在与房地产相关的238个字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在阐述租赁市场。去年只有一句“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这一年多个长租公寓爆雷的回应,一大批年轻人在寒冬中被“资本操作”掀翻房顶,被无情收割。

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证明,大力发展租赁市场,是抑制房价猛涨的有效工具。如果楼市还像过去一样两三年翻一番,对社会创新、基础科研的发展绝对是巨大的伤害。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高房价不仅透支居民购买力,也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因此,“房住不炒”依然出现在此次公报中。“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说明差异化调控政策延续。

这是2017年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之后,“保障粮食安全”时隔三年再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背后,大有深意。

回过头看,这也跟过去所制定的“一带一路”战略一脉相承。前几年,中国租赁/投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缅甸皎漂特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海外港,开建中缅管道等,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花功夫,确保中国外循环的安全。

五、会议提及“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非常令我感到惊喜的一点。

众所周知,该协定的前身是TPP。美国曾经主导TPP协定的谈判和形成,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利益优先,一脚踢开了TPP。但是明年的白宫新主人,明确提及要重回TPP。

中国一直有加入TPP的想法。但是这个自贸区,在环保领域、劳动权益保护的高标准要求,以及对投资者—国家间争端机制的采用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门槛特别的高。

六、罕见强调“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11月21日,金融委出手维稳债市,强硬定调要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这次升级到中央层级的会议,可见这轮国企逃废债行为确实对国企和地方信用产生了不能忍受的影响。

有钱不想还的逃废债倾向,会直接侵蚀信用环境和资本市场,是高层“零容忍”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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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在调整期间,如果没有做好合理的过渡安排,就会出现类似湖南、江西限电的事情。

八、最后,是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两者明年将趋向正常化,但不会过快过急退出宽松政策。

在此基础上,宏观政策基调是“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释放出更加平稳和节制的信号。

“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表明非常规宽松政策完成使命之后,还是会退出,但会注意避免政策悬崖的出现,把握好时机、力度和效力。(来源:智谷趋势 作者:黄汉城、路口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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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寄予厚望到痛批质疑 是时候反思中国互联网经济了
【研究员】:wh

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信息技术需要作用于各个具体产业和行业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互联网经济的“弯道超车”只是在实现低附加值产业的规模化,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曾经的局限性不会因为某个领域的资本大规模介入就发生全方位的质变,如果我们再不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不重视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性,再将希望寄托于“互联网”,那么我们离老龄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只有一步之遥。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社区团购”又上了热搜:滴滴、美团、拼多多、阿里、今日头条、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纷纷杀入社区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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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资本家是慈善家吗?当资本垄断了市场以后,当初你贪的那点小便宜会连本带利的被收回去,甚至可能要多付出无数倍的代价!

如果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电商售假、网约车殒命,甚至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资本补贴、监管不力……都不足以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无助于作出深刻的反思。

科技进步与经济结构的历史关系

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是否时时、处处有益?现实正在给出答案。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冗余农业人口转为工业劳动力,由于已完成农业革命,英国在一段时期内不存在粮食负担。

工业产品领先优势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反过来又继续促进农业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进步。这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的故事。

富国强兵的愿望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后发国家基本无例外的优先选择引入先发国家的工业技术、医疗卫生技术,因为工业上不追赶,那将一直面临以低价农产品换取高价工业品的命运。

一是工业化人口不足。为了“弯道超车”实现工业化,必须将部分农业人口强行迁至工业领域,而在农业革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导致一个时期农业生产力的严重不足,一边工业化一边饿肚皮,这是20世纪初全球很多国家的常态,也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战争的原因。

工业化的技术是需要从先发国家引入的,这就需要农业国以大量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出口换来少量的工业技术。

正因这个原因,在南美,外债负担是常态;而在中俄,外债负担没有南美那么大,但农村、农业问题突出。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历史,非常形象的说明,外来科技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一是后发国家不得不跟随,因为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是稀缺资源,具有高附加值;二是要跟随发展就会有高昂的付出。

所谓“弯道超车”,最终是一种补贴或者取舍状态下的局部追赶或超越,长期来看,那些“局部之外的部分”,正是未来的局限性所在。

经济结构失衡下“弯道超车”的中国互联网经济

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基建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直接的政策选择就是继续以基建、地产拉动。资金大举投入到本已过剩的行业,金融与地产基建继续捆绑,短期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还带来了小阳春。

2008年是中国互联网经济非常关键的年份。2008年的外部冲击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抑制了制造业升级。政策面对就业的担忧,为互联网经济扩张带来了意外的空间。而大量的基建投入为今后十年的互联网红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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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的短暂打击后,2008年过后开始持续走高的地价和房价(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价格),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中低端制造业通过卖场获得的利润越来越薄,传统卖场的利润也越来越薄,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最终转向电商,以规模求生存。

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2007年,淘宝全年的交易额是人民币433亿元,而2008年仅上半年,就超过人民币413亿元,等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3.77万亿。

电商产品的山寨化,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在信贷泡沫之下,大量实业主转向证券和房地产投资,进一步提升了实体经济的成本。

为什么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快速实现了垄断?固然有网络效应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低质竞争下的趋同性,和资本套现需求的短期性。

所有发达国家,无论是欧美还是东亚,金融、法律、教育等高端服务业才是服务行业的高附加值亮点,低附加值的消费类服务业是整个GDP增速的拖累。

最早开始去工业化的是美国和英国,分别在1953年和1955年,当时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4%和35.9%。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73年、1987年和1989年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2%、35.2%和28.7%(参阅Barry Eichengreen、Dwight H. Perkins及申宽浩合著的From Miracle to Maturity——The Growth of the Korean Economy)。

对后发国家而言,这个峰值的出现意味着制造业追赶阶段的结束,要么选择走向自我创新,迈向全球行业引领的高附加值区域(也就是任正非所讲的“无人区”);要么选择继续跟随,最终难以摆脱被他人主导的命运。

在制造业创新引领的过程中,冗余劳动力转向低附加值行业不可避免,这是导致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与东亚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是在经济结构未能及时调整、长期失衡,遭遇国际金融冲击、外需放缓,同时又经历了内部地产经济高度负债,以及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普遍尚未实现全球创新引领的前提下,经由资本大规模补贴的互联网平台驱动,实现了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

但另方面,这种互联网平台的承接,解决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了吗?这样的互联网经济能够称为高附加值的新经济吗?

中国大陆的发展路径与日韩新台类似,都是政策主导下的产业追赶,也就是所谓“东亚模式”。日韩新台的成功在于,受制于自身资源的有限性,在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追赶到一定阶段后,为了维持外向型经济和应对全球竞争,或主动、或不得以的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这种创新大到汽车、船舶,小到铆钉、芯片。当最终突破了创新领域的高附加值部分,才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中国大陆所欠缺的,或者说近十年来都在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

很显然,互联网经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平台模式。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非只能通过这种模式。

平台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典型甚至几乎唯一的模式,正是由于它在承接制造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上,契合了低附加值行业的规模化需求。

尤其是当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流量获客成本越来越高,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选择产品的最主要渠道时,平台对这些低附加值行业的盘剥还会进一步加重。

在高附加值产业类型本身就十分有限的前提下,信息技术连与高附加值产业结合的前提都不存在,谈何以信息化促进创新?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像“华为”那样的高附加值的企业,而不是把低附加值聚集到一起依靠规模获利的低附加值企业!

最终,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国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所产生的大部分收益,是由平台去获取的,也就是说,在历次资本补贴大战后形成的各大平台,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即对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本该投入到高附加值创新领域的资金,本该持续投入的产业创新资本,却在互联网平台模式的上市套现预期中跑偏。

劣币继续驱逐良币。中国电商与美国电商生态最大的区别,不在于GMV的数额(成交额),也不在于利润的差异,更不在于能否用无人机或无人车送货,而在于这些电商平台背后那些制造业主和服务业主,乃至那些今天仍有工作机会的快递小哥在未来的生存状态。

平台本身只是一个规模化的工具,并不具有任何方向性,也不配拥有非常高的估值。以金融资本堆积出的所谓“创新企业”,最终将在金融短周期收尾时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问题及其成因

站在今天,我们丝毫不能理解在一个拥有《反垄断法》的国度,几家互联网企业是如何在短短两三年时间之内就垄断整个网约车出行市场的?

更加不明白,在一个立志要自主创新的国度,如何才能以足够低的成本,将山寨仿冒品驱逐出平台企业的销售页面?

互联网平台的诸多问题,是因为低附加值规模化在今天仍然是平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维持规模化的“量”,要远比追求高附加值的“质”更为重要。

所以,理性的选择应是怎样?

在平台趋于垄断后,不只是消费者失去了选择权,制造商和服务从业人员也失去了选择权。 在任何一个时代,在市场中居于优势地位者,都会成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拥趸,而居于市场优势地位者,总会以类似“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样的自由主义观点,猛烈的抨击传统制度在抑制“创新”,进而去突破传统的制度。

Carl Polanyi,在其历久弥新的巨著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中指出,“社会会保护自己,以对抗自律性市场所具有的危害”。当时“人吃人”的圈地运动者,正是代表所谓“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商人阶层,而反对圈地运动、保护社会底层的,却是代表封建落后的都铎王室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室。

从工业革命开始,不断兴起的工人运动、消费者运动、产品质量运动乃至环保运动,都是社会自发矫正以资本利润为目标的自由市场机制所导致恶果的表现,而相关领域的立法和制度,则是工业化时期人类文明的硕果。这些维系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深深的嵌入了市场经济的骨髓。而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与前述制度一起,构成了目前所有发达国家拥有的市场法治根基,由此塑造了一个严厉规则下的高效市场经济模式。

平台可以筛选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可以筛选消费者、甚至可以替消费者筛选产品。但平台两端的人们,却无法选择离开平台。Who is the big brother(谁是老大)?

既然平台还只是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的工具,既然平台本身不会带来高附加值的创新,既然平台无法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既然平台为了私利不断的破坏本就建立不易的各种市场规则和社会保护机制,我们为什么还要忍耐?

反思整个互联网经济,并不在于批评大而强者,而在于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无法依靠互联网企业去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

不向高附加值产业迈进,就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信息技术需要作用于各个具体产业和行业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互联网经济的“弯道超车”只是在实现低附加值产业的规模化,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曾经的局限性不会因为某个领域的资本大规模介入就发生全方位的质变,如果我们再不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不重视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性,再将希望寄托于“互联网”,那么我们离老龄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只有一步之遥。(来源:太阳照常升起(ID:The_sun_also_rise) 作者:慕峰)








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放水”让全球经济形势乱了套
【研究员】:wh

越来越多眼睛盯上了居民消费这块蛋糕。拿中国消费信贷余额、信用卡持有量来对比美国,确实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未来内循环就是要靠大家敢于消费。但央行的另一组数据,也表明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支撑太过超前的消费——50%的中国家庭没有存款,只有10%的家庭能一次性拿出4万元,80%的家庭有房贷。


【博览财经特稿】艰难的2020年终于接近尾声,又要开始张罗怎么抵御更迷茫的2021。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讨论,明年通胀严重吗,人民币还会涨吗,楼市还能等来挣钱吗。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满满的忧虑和谨慎。

在滔天的货币洪水面前,前路已经是一片人类从未涉足的水域。

流动性并不公平眷顾时代的每一个人,蛋壳的年轻租户们在凛冽寒冬中被“资本运作”掀翻屋顶,比特币的持有者则一度经历比特币价格较年内低点翻超5倍的馈赠,直呼“和捡钱无异”。深受中国大妈青睐的乱世避险黄金,难道也要地位不再了?

身处不同的位置,拥有不同的资产储备,会触摸到了差异极大的时代温度。今天来说说最近听到的三件事,或可以帮我们很好地理解中国当下的宏观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12月9日,市场都在传一份河南煤企下属供暖公司没钱买煤、向投资方求援的文件。

没钱买煤这事也算是奇观了,要知道事情的主角“能信热电”为河南许昌市重要的热源和蒸汽供应商,大股东可是河南煤企平煤神马集团,这家大国企的实控人是河南省国资委。据“谈天说债”这些债圈老司机们提到,现在平煤也受到永煤冲击,再融资艰难,市场已经传出关于其勒紧裤腰带的传闻。

但没钱买煤,除了钱少了,还有煤贵问题。现在的“煤超疯”行情有多魔幻——当天动力煤强拉了一个涨停,焦煤涨近6%,焦炭涨近2%,动煤指数创其有数据以来历史新高,煤企股价纷纷上涨。

什么在支撑煤价?首先是供需不匹配。经济开始恢复的中国在入冬之后对煤炭更是需求旺盛。而国内外供给方却都在收缩,国内发生了数起矿难事故,地方开始加强对煤矿的安全检查,中澳关系持续紧张也让澳洲进口煤数量大减。虽然说中国转向进口印尼煤,结果并没有更便宜,反而把印尼煤、澳洲煤价格都给抬上来。

不过,调控之手并不是万能的。就问一个问题,需求真的有旺盛到支撑煤价如此超水平发挥吗?

全球大放水的规模和溢出效应超出一个国家所能控制的范围,大宗商品就是风向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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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更别把短暂的CPI通缩视为是对楼市的利好,央行不会因此停下明年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脚步,别奢望宽松再来,反而要注意调控继续收紧。

第二件事和中国的金融风险有关

监管的警告声之重,就差当头点名。今年双十一前夕发生了很多事情,外滩金融峰会上新旧金融力量的对垒,蚂蚁上市一夜中断,“负债者联盟”突然上了热搜,高层密集发声……金融监管的新时代来势汹汹。

我一位朋友前几天抱怨,最近“诱惑”真多。他是没有负债消费习惯的人,但最近频繁接到银行的电话,某大行已经打过3次,说有一笔钱打到你账户,只要你不去动用就不收取服务费。银行让利实体之后,总要找到更多的盈利渠道。

但央行的另一组数据,也表明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支撑太过超前的消费——50%的中国家庭没有存款,只有10%的家庭能一次性拿出4万元,80%的家庭有房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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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风险上升的态势之下,中央级别会议通稿出现了“跨周期调节”的说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积极稳妥”变成了“稳慎”,央行屡屡释放出不降息、货币正常化的信号。

2018年激烈的去杠杆不会重现,但是稳杠杆是必然的。这时候你还会觉得楼市能挣钱吗。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高度关注即将到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防风险开始重回政策C位,风向再次变化。

另一位我们的会员朋友在顺德做家电出口生意,受“宅经济”拉动,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4月,生意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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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原材料已经开始涨价了。原本认为,在只有中国能保供应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企业应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才对。毕竟截至7月中国出口份额占全球市场已经同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到13.8%,毕马威测算年底能达到16.7%,在一些家电这样的产品上中国肯定占据更大市场,提价应该不难,说不定这回还能给世界输出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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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际物流不通畅,集装箱是“一箱难求”,出去3.5个箱、回来1个箱。今年7月和10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接连刷新月度纪录,价格也飙涨。目前,上海发往北美的集装箱价格已涨到每箱五六千美金,去欧洲4000多美金,东南亚近2000美金,相比疫情前均有两三倍涨幅。

小工厂一般不敢操作一些金融衍生工具,不懂怎么套期保值,也不知道怎么预期人民币涨跌,所以会出现再做下去,难保订单越多、亏损越多的情况,相当于白干了一年。

11月中国录得贸易顺差754.2亿美元,增加102.9%;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0月的313.7亿美元扩大至11月的374亿美元,也再创历史新高。

最近经常能看到高盛这些大投行看涨人民币,还说未来一年人民币要涨到6.3。人民币是不是进入长期升值通道,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就只拿对美元的双边汇率来说,也要继续紧密观察美元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启了贬值通道。这要取决于:1、美国经济复苏程度,疫情能否尽快控制住,疫苗能否如期上市,接种人数是不是覆盖够多;2、考虑流动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从国家层面看,国内外形势都不容得中国有丝毫松懈,坚定去房地产化、控制通胀、忍受结构调整带来的短期痛苦,中国会顺利趟过深水区的。从个人层面讲,消极等待只会加速拉开差距,积极参与市场,对风向变化保持第一时间的警惕。(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 作者:路口大爷)








探寻中国大都市演变:近观香港 远看上海 反思深圳
【研究员】:wh

过去四十年,深圳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奇迹。放眼世界,深圳的崛起也是叹为观止的。这是一座没有明显弱点的城市。深圳的金融、科技及制造产业突出,经济实力强劲,财政收入充足,城市优美,气候宜人。这城市,富有活力,积极进取,敢于竞争,创业文化浓厚,追求创新、自由、平等。每年大批青年人奔赴这座城市,年新增人口接近50万。


【博览财经特稿】过去几十年,中国大地上演绎了一段城市化的疯狂舞曲。城市的前途、楼市的命运以及亿万家庭的财富,都卷入其中。如今,大都市圈的追捧与内地城市的收缩同步进行,共同演奏一曲“冰与火之歌”。

近观香港,远看上海,反思深圳,以国际之视野、理性之思维,探寻中国大都市演变之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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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之后,尤其是2003年开通自由行后,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内地乘着入世大势,经济快速发展,深圳开足马力追赶香港,内地富豪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香港发展的脚步开始放缓,越来越多内地人去香港旅游、扫货,前些年内地富人横扫香港爱马仕、百达翡丽、周大福等,让香港人目瞪口呆。

两地矛盾爆发后,媒体喜欢添油加醋激发国民情绪,如此内地与香港的情感,再也回不到过去。两地人其实对对方都不甚了解,但都喜欢用情绪化的语言与非理性的思维来看待对方。当香港奢侈品、房子被内地人买下,港岛山顶开始讲国语,内地人对香港逐渐产生了一种俯视感。从仰视到俯视,不过十余年时间。

香港,这座城市,内地人初来看它,确实没啥惊奇,甚至有些轻视它。但是,如果你对它了解越深,越不敢轻言武断,甚至保有几分敬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很多人开店创始,一家店还没开起来,就想到全国开一万家店然后上市。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过去赚钱太容易。而香港人,祖祖辈辈都只经营一家店,他们不会想到开连锁、扩规模,因为香港市场就这么大。

香港这座城市,我们容易以大国思维视之。所谓大国思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而全,二是纵深感。

一座城市,不可能发展大而全的全产业链。一个城镇,有一两个支柱产业,即可成为全国百强镇,如中山古镇灯饰,东莞长安五金模具、虎门服装。一个城市,拥有几个大产业,即可成为经济强市。如佛山顺德的家私家具、机械装备,深圳的金融、物流、高新技术。

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确实发展过制造业,但以轻工业为主,当时香港的劳动力价格相对美国不算太高,而且劳动人口较多。如今这座城市高度老龄化,工人稀缺,工资水平高,不可能发展普通制造业。所以,香港制造业转移到内地,是市场自然淘汰、产业梯度转移的竞争结果。

一座城市发展全产业,实际上也违背经济规律。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只发展自己比较优势最大的产业,把一两个产业做好就非常有竞争力。

香港的金融、国际航运、商贸、高端知识服务以及生物医疗等非重工科研,这五大产业都是亚洲顶级。在亚洲,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城市具备五大顶级产业,能与之匹敌也就只有新加坡、东京。香港优良的深水港、高效的国际航运服务和金融、人才及商贸自由港,这三大优势短时间内很难被替代。如果中国内地有一座城市达到这一高度,每个人都会为之振奋。

很多人认为,香港人居住在“鸟笼”里,香港富豪的千呎豪宅,还没深圳一个中产的房子大。香港人的居住环境太差,生活太不幸福了。如果在乡下,你看北上广深也是如此。深圳千万豪宅还没有乡下一个客厅那么大。为什么人们还都往大城市跑?

所以,香港用了北京1/15的地,解决北京1/3的人口居住,纵观整个亚洲国家及城市,也是凤毛麟角的。

香港的房地产是高度市场化的,内地资本、国际资本都可以进入香港买楼、炒楼。所以,香港的房价是随行就市的。港府的政策是,有钱人自己买房,没钱人政府提供公屋和居屋。

香港的公屋和居屋福利房,与内地完全不同。只要年满18周岁的无房者即可申请,不少公屋和居屋的位置和公共配套都不错。公屋平均等候时间为4.7年,长者为2.6年。换言之,香港市民正常情况下平均五年内即可获得政府公屋福利房。相信很多北京人五年都还没摇到车牌号,更不要说廉租房了。

我们习惯于用大国思维看待这座城市,但却没有用国际思维衡量这座城市。

所以,香港今天的竞争力和地位,是从国际竞争中角逐出来的,是从无数次危机中历练出来的,也是国际尤其是亚洲资本和人才共同选择的结果。

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到九七金融风暴时,北京施以援手才得以挽救港币。关于这个问题,朱总曾经公开说过,不能小看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实际上,越是开放的城市,越是国际化的城市,越不怕金融危机的冲击。这种城市具有相当强的自愈能力。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过去的香港,都经过亚洲风暴或国际性经济危机,最后都能够自我修复。相反,封闭的城市,最怕危机。

如果中国门户全面开放,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本、人才可以自由进出,汇率市场、利率市场自由波动,北上广深的资产由国际市场定价,中国城市及企业到国际市场还能保持这种竞争力?只有到国际市场上走两步,才知道北上广深到底有多少泡沫和水分。

当然,最后必须深刻地说一说香港的问题。近20年,香港没有想象的那么差,但也没好到哪里去。这座城市,依然具有强劲的经济竞争力,但整个城市的吸引力却逐步在下降。但是,香港的问题并非表面的“被房地产绑架”、李嘉诚的“城”。

高房价给香港带来的问题并不是市民买不起房,而是掌握香港土地的港府社会治理能力倒退,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人地矛盾,开发大屿山岛受阻,公共福利下降,导致社会矛盾尖锐。

看上海需要格局大一些

上海的狭隘、排外和高冷,给很多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与深圳的开放包容截然不同,上海人的优越感渗透到骨子里。这是这座城市的问题,也是这么多人看衰上海的原因。

这些年,中国明星城市的成功,如深圳、广州、杭州,都得益于市场经济和创业文化。深圳是一个典型的创业型城市,广州则有大量的商贸市场,杭州诞生了阿里巴巴,于是我们很习惯于用普通市场思维和创业思维去判断一座城市的未来。若以此为标准,那么深圳、广州、杭州,则比上海更有优势。前面三个城市像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后面则似乎步入中年。

但是,创业与打工,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小资本与大资本,其实都是市场文化,只是层次、规模以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深圳科技园、福田CBD,存在小技术公司、本土创业公司、私募基金公司,上海陆家嘴则云集不少跨国公司、公募基金、国际金融巨头。其实,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面对的市场不同。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在20世纪前几十年便是十里洋场,当时欧美电影与上海电影同步上映,成为远东重要的国际都市。今天,上海依然是外国人、外资企业、跨国企业首选的中国城市。深圳的国际化程度,跟上海比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上海的国际化地位,目前中国还没任何一个城市可取代。只要中国继续对外开放,上海的重要性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

目前,深圳的创业文化浓厚,但是随着深圳不断发展,大企业越来越多,职业化程度就会强化,同时创业型企业就会被挤出,创业文化自然就会淡化。纵观历史,伦敦、纽约、东京,几乎每一个大都市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

只是这座城市玩的是“神仙打架”的游戏,不太亲民,远离群众,再加上原本的孤傲、高冷,让很多人感觉难受。若你携百亿巨款,这座城市定然会奉你为座上宾。反过来,大型企业,自然也会往这座城市集中。

旧金山不过80多万人,整个旧金山湾区不过700多万人,纽约也不到800万人。深圳10家私募基金募资10个亿,和上海一家投资银行投资10个亿,二者有什么区别?深圳可能1000家小投资公司竞争,上海可能20家大投资银行竞争,二者也没啥区别,只是竞争的层次、规模、烈度不同。

上海的真正对手,不是杭州,也不是深圳,而是以香港为首的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说,上海的国际化都市地位很难被替代,但是这个前提是在中国内地。如果加入香港,尤其是香港逐渐融入大湾区,那么上海的第一国际窗口的地位则将受到挑战。

与上海相比,香港成熟的国际市场、金融航运优势、科研体系以及欧美文化认同,更有可能带动珠三角走向开放,走向国际,成为中国下一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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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十年,深圳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奇迹。放眼世界,深圳的崛起也是叹为观止的。这是一座没有明显弱点的城市。深圳的金融、科技及制造产业突出,经济实力强劲,财政收入充足,城市优美,气候宜人。这城市,富有活力,积极进取,敢于竞争,创业文化浓厚,追求创新、自由、平等。每年大批青年人奔赴这座城市,年新增人口接近50万。

从国际历史看,美国“镀金时代”、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曾经经历过三十四年的高增长。但是,大多数国家在持续高增长40年之后增速都会放缓。最近几十年,美国、日本以及香港,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低于中国。毕竟从零到八十分容易,从八十分到一百分很难。未来,深圳还能否像过去一样跨越式发展?

深圳,因市场经济而兴起。这座城市,人人追求公平交易、创新创造及契约精神。与传统文化古城、首府城市完全不同,这座市场文化的城市,吸引了全国各地年轻人在此打拼。这是一座私营企业、小人物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城市,没有大国企、跨国巨头的眷顾。这就是这座城市内在的竞争力。

简而言之,来深圳的年轻人,只干活,只创造财富,但是极少给政府添麻烦,极少占用公共资源。一直以来,深圳财政富余,社保富余,大量资金可以支配。这座城市负担极低,但收入极高。这就好比人年轻时,生病少干活多,享受少创造多,家庭自然比较富有。但是人终有老去的一天,深圳是否应该未雨绸缪?

与北上广相比,深圳的人口规模不是最大,面积也小得多,教育资源和条件不是最好的,但是在园儿童(52.4万)和中小学生(155.3万)人数却是最多的。深圳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育资源紧张,教育水平无法与北上广相比。这意味着当下以及未来,深圳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需要大幅度地增加。

教育硬件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但是教育水平及软件则需要时间沉淀,以及持续的大量的财政投入。

过去年轻人来到深圳,体弱多病的人少,深圳的医院以及医疗水平长时间处于薄弱状态。如今,医疗需求大幅度增加,医院又无法像学校在短时间内投入建立。医院的投入及维护成本远远大于学校。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医科大学的积累深度关联。深圳没有强势的医科大学,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医疗水平提升到北上广的水平。

深圳这座城市,吃了四十年的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如今依然享受着这种红利。但是,红利的另外一端,这座城市的软性基础设施薄弱问题逐渐凸显。深圳未来需要为之前的红利买单,需要投入大量的医疗、教育,给深圳建设者以及儿女、老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同等价位购买一套深圳的学位房,但是孩子接受的教育水平不如北京上海,考入一本大学的几率也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的一本录取率只有10%左右,而北京达30%。如此比较,你还会选择深圳吗?

当然,如今每年依然还会有大量的人加入“深漂”行列,但老深圳人目前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深圳的医院、教育资源紧张,教育水平跟不上,软基础与这座城市的实力完全不匹配。

如上海一样,深圳将来走向职业化、稳定化,说明这座城市在走向成熟。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前提是这座城市必须能够负担得起自己,也就是不再完全依赖于外来人口的人才红利——本地应该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校,并培养大规模的人才。但是,目前深圳的高等教育水平还比较低。高等教育的投入,需要金钱,也需要时间积累。

对于深圳来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深圳的家庭杠杆率是北上广最高的。深圳不少家庭承担着高房贷,实际上在透支当下和未来的消费,以及上下两代人的教育和医疗储蓄。

这座城市,需尽快补上软基础设施的课,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投入,将深圳建设成为一个属于深圳人的城市,打造成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城市。

我们现在说纽约,实际上指纽约湾区大都市区,包括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等31个县联合组成,拥有四千多万人口,这个世界第一湾区,拥有发达的金融、制造业、科研技术、世界一流的高等交易、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完善的城市基础。纽约的金融和国际航运极为出色,而康涅狄格州是美国传统的工业重镇,新泽西的制药及生物科技发达,普林斯顿大学和贝尔实验室聚集于此。所以,未来看待一座城市,应该具备城市圈格局,以国际思维、市场理念和未来视野来衡量,如此更加理性,更加客观,更加本质。

上海的前途取决于长三角城市圈,上海干好第一国际化都市的事。香港和深圳的机会来自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已没办法像过去一样大踏步往外走,而应该想办法如何与内地城市融合,做好带领内地城市走向国际的带头大哥;深圳只要弥补软性基础的短板,自然可乘大湾区势而起。(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社长)




人物广角







草莽时代“赌徒所见略同” 有人暴富也有人倾家荡产
【研究员】:wh

事实上,2010年戴志康在地产上豪赌之时,又分别在深圳和海门成立了小贷公司。毕竟是学金融和做金融出身,戴志康还保留着他的金融业务。2014年,正当戴志康败走房地产市场,证大集团资金紧缺之时,互联网金融火爆起来。和李柄江一样,戴志康也瞅准了P2P这块肥肉,成立了P2P平台捞财宝。


【博览财经特稿】1999年,马云带着“十八罗汉”在杭州城西的湖畔花园,一套150平方米4居室里创办了阿里巴巴。后来的国民网购第一商城淘宝网,蚂蚁金服的前身支付宝也先后在这里诞生。

湖畔花园陪伴着马云一路崛起,也见证了他背后一个个独角兽的发展壮大,它被称为阿里巴巴的圣地。

上世纪90年代,戴志康在买下湖畔花园所在的地皮后不久,因为海南岛房产泡沫破裂,6000万的资金化为乌有,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就欠下一屁股债。

不同的是,多年以后,随着阿里巴巴上市、市值奔向4万亿,马云坐稳了中国首富的宝座,而戴志康却一个踉跄跌进了互联网金融的深坑,一招不慎沦为了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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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里穷,又有6个兄弟姐妹,所以戴志康小时候不仅经常吃不饱饭,而且还要帮助家里干活。好在戴志康读书成绩好。

80年代,研究生是非常稀缺的。作为中国“金融黄埔军校”的研究生,戴志康很顺利的进入了中信银行行长办公室当秘书。就算是放在现在,这也绝对是一个让人“眼红”的职位。不仅接近权利中心,在当时又是一个铁的不能再铁的铁饭碗。

然而创业仅凭着热血是不够的,戴志康的第一把火很快就被浇灭。坚持了半年,公司颗粒无收,只得关门大吉。

3年后,戴志康组建了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富岛基金,第一期就募集到资金6000万元。

此时,戴志康已经展现出了赌徒的一面,将募集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上。其中也包括在杭州西郊买下的260亩农田和池塘。

沉寂2年后,在1995年上海的“327国债事件”,戴志康凭借“做多”,一下子赚了不少钱。与此同时,1998年我国开始房地产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杭州房价开始上涨。杭州西郊260亩土地上开发的湖畔花园小区成了香饽饽。

黄其森地产赌徒本性显现

和戴志康一样,大学毕业后,黄其森也被分配到一家国有银行,端起了铁饭碗。黄其森没像戴志康那样不到一年就辞职,而是在银行一直待了8年。期间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还被领导看中提拔。

也许是受到“梦想”的召唤,也许是觉得已经积累到了足够的人脉和资源可以一展拳脚。1996年,黄其森不顾父母的反对,离开了工作8年的银行。随着黄其森的登场,一个叫泰禾的公司就此诞生。

而到2002年初,黄其森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大胆决定,开始挥师北上,进军北京。黄其森在北京通州区拿下了位于长安街东的起点、京杭大运河畔的一块地。

当时,即使在北京的市中心,五六千元的房价老百姓都嫌贵,他在通州的“运河上的院子”却卖出了令人咂舌的10万/平米高价。

“运河上的院子”一炮而红,成为全国知名的高端楼盘。本来只值6亿的楼盘,最后卖出了80亿的高价。黄其森和他的泰禾,也从偏安福州一隅的不知名开发商,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开发商。

戴志康迎来高光时刻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始试点住房改革的城市。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宣布全面启动住房改革。当月,上海市成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1991年,上海市的住房改革方案被国务院正式批复,开始正式进入房改。

当时正值浦东大开发。在黄其森还在福州摸索之时,戴志康又再次赌了一把,趁着上海地价低,在浦东低价囤了2000多亩地。

当时正好上海房价开始上涨,年均涨幅超过30%。戴志康因此也获利颇丰,他的证大集团销售额连续4年保持了50%以上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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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地产项目的成功,戴志康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2007年,戴志康进入胡润百富榜第65位,胡润房地产富豪榜第28位。从私募教父到房地产大佬,戴志康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2007年,春风得意的戴志康开始涉足商业地产项目。一个理念十分超前,融合酒店、美术馆、舞台和商场的项目喜马拉雅中心开始动工。

此时,为应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国推出“4万亿计划”。在此政策刺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黄金发展期。

为此,戴志康一个更为疯狂的“赌局”开始了。2010年,戴志康以92.2亿元的代价拍下了上海“外滩8-1”地块,刷新了当时上海地王记录。

在二期土地款46亿元到期之时,戴志康拿不出钱来支付。而每逾期一天,就要缴纳460万元的滞纳金。无奈之下,2011年底,戴志康不得不将外滩项目50%股权转手卖给了郭广昌的复星集团。而后不久,又将剩余的50%股权卖给了潘石屹的SOHO中国。

但此前的上海喜马拉雅中心项目还没有回本,此时戴志康的证大集团资金已经捉襟见肘,处于入不敷出状态。雪上加霜的是,戴志康的地产业又开始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亏损。

走下“赌桌”的李柄江消失在人们视野中

2010年,李柄江以20亿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厦门鹭江道“滨海CBD”商务核心区上的一栋烂尾楼。这烂尾楼的前身是厦门邮电大厦。当时规划高度249.7米,加天线总高342.2米,是厦门第一高楼,也是厦门金融商务区的中心节点。

厦门第一高楼就这样烂尾,一直无人接盘,直到2010年出现转机。李榕新以20亿元的价格接盘后,将厦门邮电大厦更名为厦门国际中心。

李榕新接手后,停工多年的厦门国际中心于2012年9月又开始施工。而“接盘侠”李榕新并没有那么强的实力。《时代周报》披露的一份《厦门国际中心项目融资计划书》显示,该项目开发总投资为43.51亿元。其中企业自有资金约占30%(13.13亿元),项目已于2015年获得商业贷款24.58亿元及置换贷款9.1亿元。

2016年,李榕新改名为李柄江。当时正值P2P火爆之时,很多企业都开始涉足P2P。为了筹钱,李柄江也盯上了这块肥肉。

“金和所”成立李柄江的“提款机”,累计融资额达7.2亿多。所有的资金都被投入到李柄江旗下公司和厦门国际中心的建设之中。2017年12月,“金和所”爆雷。

走下“赌桌”,李柄江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2010年,也是黄其森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在北京“运河上的院子”大火之后,黄其森也开始高歌猛进,攻城略地。先后进军南京等地,开发了泰禾红树林、泰禾红峪系列经典豪宅。

泰禾上市后,黄其森大举进军全国市场,先后在北京、深圳等地拿下地王。特别是2013-2014年,几乎每月拿下一宗地。同时,泰禾也开始进军商业地产,开展多元化布局。

因前期大举拿地,刚好赶上了这轮周期,泰禾的业绩也一路走高。黄其森也在2015年成为福建地产行业的首富。

但在泰禾蒙头狂奔之时,财务风险也开始暴露出来。早在2014年,泰禾的负债率就高达89.23%,现金流为-166.26亿元,存货周转天数2372天,与碧桂园、恒大等房企的高周转策略背道而驰。

豪气冲天的黄其森给泰禾定下了2000亿的目标。而2018年全国两会提出了“房住不炒”的主基调,房地产调控越来越频繁,楼市开始下行。

2018年泰禾仅完成1300亿元的销售额。因为缺钱,泰禾不得不出售10多个项目,并且在2019年几乎没有拿地。

泰禾开始等待战略投资者的出现,但传了无数个绯闻对象,却没有一个是真的。黄其森曾说,在大家都比较浮躁的时候,能够沉静下来,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只是这次,黄其森没能赌赢。能不能坚持下来,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黄其森遭遇危机的时候,戴志康的至暗时刻也不可避免的到来。2019年9月1日,戴志康向警方投案自首,承认在经营过程中违法设立资金池等问题。

事实上,2010年戴志康在地产上豪赌之时,又分别在深圳和海门成立了小贷公司。毕竟是学金融和做金融出身,戴志康还保留着他的金融业务。

或许这也可以叫做“赌徒所见略同”。捞财宝的成立正好赶上了国家开始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只是,好景不长,随着国家开始降风险、去杠杆,“野孩子”P2P一个个开始倒下,曾经财大气粗的证大集团旗下的金融业务也陷入危机。

而证大P2P业务发展之时,正值证大资金紧缺,出售地产上市公司之时。资金是否被挪用,外人也无从知晓。

即使出身中国“金融黄埔军校”,被称为“私募教父”和地产大佬,面对2018年的P2P暴雷,金融大佬戴志康也无能为力,最终因为无法兑付而自首。即使他背后的新沪商联合会出手相救,也于事无补。

在厦门,二次烂尾的“第一高楼”,在拍卖价格一再下调后,终于在今年“双11”晚上迎来了接盘侠,被人以29.12亿元的底价买走。而它的始作俑者,早已不知身在何方。

电影《赌神》中有句台词:一个上帝怎么能抵挡一万种的贪欲。被贪念捆缚的人,不管赢了多少回,赌到最后,结局都一样。(来源:三公子的事务所(ID:sgzdsws) 作者: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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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层敲打互联网巨头 “需求侧改革”或引起三大财富转移运动
【研究员】:wh

2015年11月10日,高层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时,没有人能预估到政策的大开大合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多么迅猛的反应。从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深化了概念,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再到次年5月权威人士开局首季问大势,宏观调控思路完成了一次重大转变,此后带来的财富大腾挪超乎想象。


【博览财经特稿】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12月12日中央首次提出的“需求侧改革”。

又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将如何重塑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居民收入分配、资本市场流向、产业布局方向、甚至是世界经济秩序带来何种扭转性的力量,绝不能低估。

从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深化了概念,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再到次年5月权威人士开局首季问大势,宏观调控思路完成了一次重大转变,此后带来的财富大腾挪超乎想象。

而今天的“需求侧改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目前看,它可能会引起三大财富转移运动。

最近的风向是真的变了。日前,市场监管总局雷厉风行,顶格处罚了三大巨头“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并且声明“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

而此前,政治局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重点的时候,就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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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乏善可陈,而互联网是少数可以逆势增长的行业之一,一夜造富的故事层出不穷。

比如有的平台,资本打一开始就只是为了收割财富,从P2P到长租公寓,把年轻人割到了韭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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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都是熬到60岁的退休年龄后,才从失业人口登记簿上消失。是通过时间来慢慢消耗的,非常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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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大量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行为收割来的,那这样的“神话”还不如不要。

而一些互联网经济平台通过垄断一夜暴富,在它们的“蔑视”和“反传统”之下,制造业被污名化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觉得制造业“老大粗”,没前途。没人愿意来做冷板凳。

敲打那些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互联网巨头,就是要抑制财富,流向这些血液里没有流淌着道德基因的富人。

它也意味着中国会给日益失衡的贫富分化适当踩上刹车,向部分高高在上、丢掉了初心的既得利益群体动刀,把这些人的财富转移或者保留到穷人手中。

中国的互联网,迎来了历史从未有过的大转折。这是一场发生于消费端的转移运动。

第二场转移运动从小县城转移到大城市

那个时候,中国的宏观调控总体而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主,就是不断通过行政手段来刺激需求,加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速度。其中尤为依赖“投资驱动”。

为了实现先富带后富。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把沿海数不清的资源挪到中西部内陆地区,有时候还会给这些经济落后的地方,打开更大的举债空间。

9360亿元!绝对值排名全国第八名。其债务限额占比GDP高达63%,排名全国第二,比全国平均值28%高出三十五个百分点。

这种画风,或许也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传统的经济体才能出现。

在新的起点之上,提出需求侧改革,应该就不是简单的扩大总需求,搞撒胡椒面式的投资扩张,而是会更强调经济规律,追求更高的投入产出比。

基于这样的逻辑,未来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的龙头城市有可能会是资源导向的重点。因为当前的人口流动趋势是大都市圈化,大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钱”随“人”走,才能撬动起最大的经济效应。

深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深圳经济发达,又是计划单列市,留存本级的财力非常雄厚,但是深圳的债券限额与财力结构严重不匹配。

而深圳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国土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空间,极大制约了专项债的使用。我查到的一个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政府债务限额384亿元,占比GDP只有1.5%,其中一般债务314亿元,专项债务仅为70亿元。

在“需求侧改革”的思路下,中国可能会调整债券限额。对经济发达的地方,提升举债空间,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地方,则压缩举债上限。使得地方债券限额与财力结构基本匹配。

第三场大转移

当世界贸易因为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流通变得更简单的时候,大量财富也在加速涌向美国,军火商、华尔街、硅谷……无不是全球财富收割机。

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中国不可能被动等待。当前,中国加速推行中日韩自贸区、中欧贸易协定,包括即将生效、相当于切走了WTO三分之一地盘的RCEP,都是试图用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来降低全球化的阻力,打开国门。

一来中国作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工厂,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加速融合,可以促进双方的经济复苏和进一步繁荣,发挥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创造出更多更大的财富。此外,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圈融为一体后,对圈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产生替代性效应,部分抵消其他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候,各个国家会倾向于用关税战把外国商品挡在国门之外,以此保护本国的就业和企业生存。

如今,在WTO濒临“瓦解”的时间点上,中国加速签订贸易和投资协定,稳住出口市场,这将关系一次全球性财富大转移。这也是一场发生于出口端的转移运动。中国,又一次拉开“巨变”的序幕。在这场财富大转移运动中,多少人的命运将为此而变。(来源:智谷趋势 作者:黄汉城、路口大爷)




形势分析







CPI与PPI双双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通缩时代”?
【研究员】:wh

这两年,猪肉价格的起起落落,决定了CPI的沉浮。今年初CPI同比涨幅曾经一度突破5%,如今又下滑到-0.5%,背后都是猪肉价格的影响。事实上,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CPI仍然同比上涨0.5%。而PPI方面,排除油价低迷干扰,大宗商品价格同样出现了明显上涨。


【博览财经特稿】11月经济数据发布,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0.5%,创下11年新低,这也是继2009年10月后首次负增长。

无独有偶,同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5%。虽然相比过去有所缓和,但这已是今年以来连续第11个月处于负增长区间。

相比于通胀,通缩往往更为危险。通缩一旦持续,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及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下跌。历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

显然,无论是宏观经济数据,还是日常生活感受,都不支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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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也给予了一定的佐证。近一两个月,姜你军、蒜泥狠卷土重来的报道不绝于耳。葱姜蒜价格集体上涨,生姜价格更是创下近5年的新高。

一、CPI负增长,主要受到去年高基数,以及“猪周期”的干扰。

事实上,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CPI仍然同比上涨0.5%。而PPI方面,排除油价低迷干扰,大宗商品价格同样出现了明显上涨。

日前,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指出:CPI反应的只是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并没有完整反应整个社会经济的通胀水平变化趋势,资产价格不纳入通胀考虑已经不行了。

目前的CPI,主要包括食品、衣着、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医疗等指标。虽然有“居住”一项,但这里的居住只包括房租、水电燃料两项,且房租权重占比不高,与房价毫无关联。

一旦房价纳入通胀,那过去的物价数据恐怕都要全面改写,如今的CPI更不可能出现负增长。要知道,2020年,全国商品房均价接近1万元。与1998年的2000元均价相比,整整翻了5倍。

这还是全国平均情形。如果只看核心一二线城市,这20多年,大多数城市的房价恐怕翻了10倍以上,而CPI物价指数涨幅还不到1倍。

实体通缩只是阶段性现象

一般来说,CPI负增长,意味着降息通道的开启。显然,这一次,央行并不会因为CPI、PPI负增长,就再次步入大降息之路。货币政策向常态化回归,是大势所趋。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对此更是直言不讳:中国经济复苏走在前面,已经到了研究前期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现在要坚决降杠杆。

从“现在就要坚决降杠杆”,到“房价纳入通胀”,再到“房地产是最大灰犀牛”,这些论断,不只是说说而已。(来源:国民经略发(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君)








“四万亿”后南北市场发育差异凸显 缩小南北差距迫在眉睫
【研究员】:wh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


【博览财经特稿】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基于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内地向东部集聚,1991年东部人均GDP超过东北居四大区域之首,其人均GDP与最低的西部的比值一度扩大至2003年的峰值2.61。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各区域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2014年后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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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1978-2019年东部人口份额从34.0%增至38.6%;南北人口份额变化较小,1978-2019年南北人口份额分别从42.2%、57.8%变化至41.6%、58.4%,变化仅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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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千年历史看,因农耕技术进步、北方战乱频发、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重心逐渐从北方黄河中下游向南方长江中下游转移,南方逐渐从山地密林的蛮荒瘴气之地开发成宜居宜业之地,在南宋时期彻底取代北方成为经济重心。不可否认,长江与黄河都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早期中心,夏商周等王朝核心范围均位于此,原因可能在于南北气候差异,北方干燥缺水、温差大,南方湿润、温差小,这使得在农耕时代初期,相对干旱、疏松的黄土沉积平原,比南方的黏土湿地更容易开发耕作。在秦汉时期,关中平原是全国经济重心,北方经济、人口长期领先,而南方不少地区仍是蛮荒瘴气之地。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富集等奠定北方重化工业优势,因而领先于南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内循环,北方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资源和苏联援助等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设更使得北方区位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北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发展水平更是居前,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而南方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南沿海更处海防前线,重工业、大项目的布局较少。改革开放前,北方GDP占比长期在46%-49%之间,1960年更是一度高达49.9%,而南方人均GDP仅相当于北方的80%-90%。

从制度演化角度,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珠三角地区利用毗邻港澳优势等,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广东经济总量在1980年代末开始跃居第一;该时期江苏、浙江也快速发展。1990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明显带动。在北方,尽管东北地区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和资源逐渐枯竭等在1990年代开始衰落、大量国企倒闭,但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需求巨大,使得北方经济仍保持了较长时间辉煌,特别是山东、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山东经济总量在2004、2006年两次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煤老板风光全国。

从经济普查等情况看,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发生更早,但被北方较多的数据注水掩盖。2014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在“挤水分”之后,2016年辽宁名义GDP较2015年缩水22.4%。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全国GDP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1%;其中,南方16省有14省上调、2省下调,北方15省有12省下调、3省上调。下调超过10%的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山东,均为北方省份,分别为-29.0%、-25.3%、-21.5%、-12.8%。山东调整幅度超过甘肃省2019年GDP(8718亿元),天津调整幅度超过海南GDP(5309亿元)。部分地区GDP的大幅调整,虽然有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但更与挤掉多年累积的GDP“水分”有关。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

在美国,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变化比较一致。从总体看,1963-2019年美国不含阿拉斯加的49个州人均GDP变异系数0.193波动变至0.192,基本保持在0.15-0.20之间,远低于中国当前的0.47。分州看,2019年美国50个州中有46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约90%;其中有21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9-1.0之间。而中国2019年31省中只有15省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仅51%;其中北京、上海在2.2以上,甘肃、黑龙江在0.6以下。

从重点地区看,1970年开始,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人口逐渐从相对衰落的五大湖区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970-2019年,美国“铁锈八州”的经济份额由37.9%下降至25.8%,人口份额也由35.4%降至24.7%,经济-人口比值从1.07下降至1.04;同期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的经济份额由19.3%升至28.5%,人口份额由18.7%升至27.4%,经济-人口比值从1.03略升至1.04。

在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1973年左右后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三大都市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于1.0。日本三大都市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的10.2%,当前经济份额、人口份额分别为56%、52%。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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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全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大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深化产权改革、要素改革、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市场发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一是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仍存在地区分割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树立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提高统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从地区角度看,应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城镇用地指标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配置。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目前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

过去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治理能力未能跟上,导致不少城市、即便是小城市也面临大城市病,但除少数超大城市外的核心区域外,多数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理论上看,当城市从集聚经济转向集聚不经济时,产业和人口将自动外溢,使得城市单体规模面临上限;不过,城市承载力随着城市治理能力上升而提高,这意味着城市最优规模呈现动态变化。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趋于饱和。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首尔市、东京都区的606、622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可比性。2015年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

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在转移支付方面,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通过转移支付将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对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足够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方面,要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原则,鼓励区际开展资金、产业、人才等多种补偿,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来源:泽平宏观(ID:zepinghongguan) 作者:任泽平、熊柴、于嘉俊)




社会透视







从人人贷到人人亏 中国头部P2P平台“爆雷”
【研究员】:wh

杨一夫从北京大学金融数学系毕业后,又赴荷兰学习金融学,学成归来杨一夫的目标就是创业,但一时想不到什么好点子,于是选择加盟如家酒店。在如家酒店工作期间,杨一夫接触到到社会各色底层从业者,他认为这段经历对其了解中国的现实经济情况帮助很大,越了解越觉得应该创业,并且希望能够将所学运用到创业中,但遗憾的是他发现传统金融行业的创业空间十分狭窄。


【博览财经特稿】震惊金融圈!曾经一度很多的“人人贷”最近也被媒体爆出雷情。

网上偶尔有人在说人人贷兑付出现问题,但真正落到杨英头上是11月10日,她的一笔出借款到期,但平台迟迟不能兑付,她有点慌了,后面还有9笔借款到期,加起来有58万元。

杨英四处打听,不停给客服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挤兑的人很多,请您耐心等待”。她担心血本无归,决定走应急通道,申请本金7折退出,即利息一分没有,本金还要损失约17万元,即使这样申请一直没有通过。出借人们为了尽快通过申请,不断调低退出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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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付危机 利息全无本金7折

2017年底,王艳在电视上看到人人贷的广告,她特别喜欢的节目《晓松奇谈》里也有人人贷的投放,相比其他P2P平台很直白的宣传,王艳感觉人人贷的广告有一股文艺风。

2020年10月17日,王艳突然发现人人贷债转记录几乎停止了,同时她在人人贷官方论坛上看到很多人说“退出困难”。这一天只是人人贷出借人们恐慌的开始。

这条“通道”需要出借人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投本金7折,预期利息0折。假如一年前你将100万元放到人人贷,到期后不但没有收益,而且还要亏损30万元本金。

那之后,王艳和杨英都没有听到什么官方消息。王艳不敢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妈妈,只是跟她说三年回本,“让她放心,毕竟年纪大了可能承受能力没有那么强。”

王艳的男朋友劝她“打折下车”算了,不要坚持投诉,不要在微博上乱说,担心这会影响她在体制内的工作。

然而大量出借人发帖称,6.5折也无法顺利“下车”。

出借人们想不通,人人贷已经是中国头部P2P平台,为何也会“爆雷”?

杨一夫从北京大学金融数学系毕业后,又赴荷兰学习金融学,学成归来杨一夫的目标就是创业,但一时想不到什么好点子,于是选择加盟如家酒店。

杨一夫的同学李欣贺也没有主意,李欣贺还给杨一夫介绍他的一位朋友张适时。张适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王艳表示,人人贷创始人都是清北名校毕业,“很拉好感”。

一个人的郁闷变成三个人的迷茫,他们甚至想过搞房地产、做沙棘矿生意,最后无疾而终。2009年,三个青年关注到国外P2P网贷公司Lending Club,三人瞬间找到了方向。他们相信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是对传统金融的有益补充,可以满足中国的底层人群的融资需求。第二年,人人贷网站上线。

根据人人贷官网数据,2011年到2018年,人人贷成交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在此期间,各种P2P平台此起彼伏。2013年底,人人贷完成1.3亿美元融资,据称是P2P行业迄今为止的最大单笔融资。

从历年成交金额来看,人人贷在2018年到达顶峰。实际上,P2P行业早在2017年就被按下暂停键。

从现实来看,该《通知》对人人贷几无影响。但残酷的现实是,中国P2P行业已经出现两轮“爆雷”潮,借款人破产跑路、投资人血本无归的故事一遍遍地上演,P2P成为“邪恶”的代名词。

于是,“双降”变成“三降”。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下发文件要求平台压降出借人人数、业务规模和借款人人数。业内此时仍然心存侥幸,认为只要达到“备案”要求就可以继续经营。

直到2019年底,人人贷的创始人们才“感受到行业前景不明朗”,但为时已晚。2019年下半年,北京有关部门约谈了所有P2P平台,主题很明确,要求平台主动清退,停止发布新标。

自救失效 45亿资金不知去向

杨一夫在沟通会上透露,人人贷想要通过短期信贷的盈利来逐步化解风险,然而“三降”压力进一步增加,加之8月底最高法调整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新业务的盈利能力又受到影响,目前所见,靠着新业务盈利来化解风险的这条路又走不下去了。

同时,人人贷大量关闭门店,经过近一年的时间,人人贷门店从高峰期的300家减少到目前的10家左右,仅存的门店以维护现有资产为主。人人贷的员工规模也从巅峰时的上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几百人。

新冠疫情令人人贷的困局雪上加霜。杨一夫称,疫情爆发使经济发展停滞,小微企业遭到重创,而人人贷的中长期贷款又以小微企业贷为主,贷款回收之难可想而知,“疫情以来,我们在疫情期间的垫付大幅激增,大部分的现金储备都被消耗光了。”

眼下,人人贷已将重点放在催收,三位创始人将精力都扑在接洽各地法院上,杨一夫称目前在很多地方都跑通了诉前调解、批量立案、批量诉讼、批量执行的全链条,以此加大催收力度,改善回款情况,明年能够逐渐看到成效。

杨一夫表示,应急转让通道是目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但他并不鼓励出借人们走这条路,而是希望出借人们再给3年的时间,以满足出借人保本的诉求。

以人人贷公布的0.22%逾期率计算,扣减利息已经完全足抵消逾期带来的损失,人人贷却要求出借人本金打7折兑付,如果全部出借人同意以7折退出,则意味着约有45亿元的资金留存在人人贷平台,这些资金去向成谜。

通过线上预约,11月17日,王艳来到人人贷公司,现场的工作大厅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在办公。接待人员告诉她,这里只是一个负责接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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