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信超赢破解版7.51】《只有走超常规思路 才能构建完整中国“双循环”新格局》：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 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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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走超常规思路 才能构建完整中国“双循环”新格局
【研究员】：wh
当前，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较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中低收入人群减半。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近日发表文章，深入完整论述了打通“双循环”的问题。 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地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 当前，广大中小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各级政府在开展“六稳”“六保”中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 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 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 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 当前，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较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中低收入人群减半。 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 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余地、空间还非常大。 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拉动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经济恢复。 （一）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 疫后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在美国频频打压中兴、华为并对我实施“科技脱钩”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科技竞争力已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加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而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创新的三个阶段分类施策，分别予以财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 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补短板、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 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 建议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从创新规律出发，加快培育发展一批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强“技术开发利用”这一弱项。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的推出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能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以新基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一是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 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元。 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大型数据处理中心180个。一般10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处理中心算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处理中心，那么全世界去年至少有1800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台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亿～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建议对新基建投资和运营企业所得税参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税率。 二是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 全球目前有60余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2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高价值企业主要将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近年来，中国的创新能力加快提升，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 加快新基建，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疏通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需求消纳产能，促进供需平衡。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来自建筑业的需求占比超过60%，但钢铁在建筑结构上的使用量却只有7%～8%，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为40%左右。 现在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产能。此外，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 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购、限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 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亿～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亿～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四）多措并举刺激消费、促进就业、提高保障，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个人消费。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 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助力保民生保就业。占企业总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这是疫情之前的政策，在当前广大小微企业因疫情冲击，生存面临空前压力的情况下，考虑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政策转变为基础性制度甚至上升为法律，以此来放水养鱼，稳定预期。其中的道理与当年对经济特区、对高新技术企业采取所得税优惠是一样的。一旦小微企业缓过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中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与城市居民可以拥有产权清晰、逐步升值的住宅等财产不同，农民却因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市场化交易困难而无法享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一直停留在3%左右。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到现在六七年了，农民依然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权、承包经营权，还是没有“更多财产权利”。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为直接的着力点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将附着在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上的财富转化为可以交易的财产，以此增加农民收入。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逐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 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培育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和动力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中东部地区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西部地区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应用高新科技寻找创新发展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在中东部地区要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 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 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 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在西部地区，要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谋求新发展。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 事实证明，过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把东部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逻辑带到西部就可以推动西部大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西部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技术和制度约束下的资源禀赋现状。仅靠改制度而不改技术，资源禀赋格局依旧，发展落差缩小不易。新形势下谋划西部地区发展需要超常规的思路。 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元的产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东部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 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 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余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余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六）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激活社会投资活力，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 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元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 如果这10万亿元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元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元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元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 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中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缘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 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 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 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 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 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 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 （一）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为全球提供稳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看，中国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之一。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二）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一带一路”合作创新网络。 疫情对沿线发达国家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势必对其创新链、产业链带来不利影响，大量新技术新产品需要寻找资本和市场进行转化。应抓住机遇，积极吸引这些技术和项目来华发展，以中国的产业链承接这些国家的创新链，进而促进我们自身创新链的建设。 建议适当放宽各类资本在出境收购国外高新技术、战略资产等活动上的外汇管制，鼓励民资与国资携手一起走出去。同时，建议选择对外开放基础较好、创新氛围较为浓厚、产业体系相对健全的地方，谋划建设面向“一带一路”、以合作创新为核心主旨的示范平台，重点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规则对接等方面先行先试，条件成熟时再复制推广，可以收到对内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对外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反制个别国家对我科技脱钩等一石多鸟之效。 （三）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增加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IMFSDR货币篮子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 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可以实现一石多鸟：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四）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中的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 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CEP、中欧BIT、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目的是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五）以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为依托，拓展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 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建设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应该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 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式发展中、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我们坚信，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来源：瞭望智库中改1978作者：黄奇帆）
政经观察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 中国需做好至少3年应对准备
【研究员】：wh
2008年以后全球的量化宽松，实际上无形中加剧了贫富差距。因为宽松政策天然地是有利于富人的。再加上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之间利益分配的巨大差异，一些国家内部的利益出现了巨大冲突。客观地说，从增长速度看，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减速期。因为从全球经验来看，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减速的过程，没有国家能逃开，中国也不例外。
【博览财经特稿】未来几年，中国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与经济形势？一场轰轰烈烈的牛市，会来吗？企业、普通老百姓又该如何自处？ 近日专访了正和岛蓝色岛邻、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以下是他对这些问题的最新研判。 我们处于历史的转弯处 今天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 从千年的历史维度看，公元元年到现在的200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总体是震荡上升的。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占比在16%左右。 而早在1820年，嘉庆25年中国在全球的占比就已经达到40%。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占比还没恢复到最辉煌的时候。当然，这只是从占比一个维度来看。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质量还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在晚清鸦片战争后，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逐渐缩小；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恢复，占比一步步扩大。 回顾改革开放的40余年，中国一直在超越：1978年全球排名第12；1993年超过俄罗斯，全球排名第10；2010年超过日本，全球排名第2。我自己分析，也就是在这一年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和关注。 中国现在的GDP相当于美国的67%，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大概率会在2029年或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可以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是可以预见、想象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历史的拐弯处，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上，全球化和金融危机后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全球分化，分化必然带来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做不大蛋糕，就必然到外面抢蛋糕。 逆全球化的状态已经形成。我个人是把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看作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这轮全球化的终结。 按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的说法，当前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环境。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而在国内，现在确实处于领导人所说的“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时期。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减速期，再加上疫情短期的冲击，它势必会造成一批企业的受创、破产，就业压力增加，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速减缓，以及一些脆弱群体出现生活困难。 道路是曲折的，光明的前途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未来3-5年，我们依然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强化“底线思维”。 新冠疫情是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它就像在经济运行的机器上撒了一把沙子，这个沙子的颗粒是特别大的，你无法完全消除。 过去几年，中国有许多趋势是一直在进行中的，疫情加速了这些趋势： 1、中美关系恶化。 疫情爆发后，大家就在讨论说，未来是不是会形成“平行世界”，中美之间的联系弱化，各有一个朋友圈。 2、价值观、理念的分化。 互联网对全球的影响一直在加深。一方面它导致信息的传递更快、更便捷。信息贫困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比如今天大山里的人和北京城里的人大家都用的智能手机。 但同时，移动互联网也带来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有人说就好像青蛙坐井观天，本以为有了互联网后就能够出去看到天空，结果发现不是，而是把一帮人都拉到了井里，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有了强化的共识，同时认为井外的事情都是错的。 互联网并没有使得不同社会群体间更加容易达成共识，而是相反，社会的分层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说不是利益不可调和，而是价值观、理念不可调和，更容易产生更多非理性行为。 3、人口结构大幅变化。 人口大变局是逃不掉的长期力量。第一是人口拐点渐行渐近，从总量上看，人口净增速是明显放缓的。联合国预测2027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但我们真正担心的问题倒不是劳动力红利的消退，而是人口结构大幅变化。2014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净减少，之后降幅显著加快，尤其是15-24岁的“小鲜肉”减少最快，近3年几乎每年减少1000万。中国也正在老去，1966-1974年是中国第一次人口高峰，大概有2.94亿人出生。这个群体将在未来5-6年里逐渐步入老龄化。 4、地产逐渐饱和。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20年大的房地产周期中，增长斜率非常陡峭。现在我们户均住房已经达到了1.5套，住房拥有率高达96%。而从需求端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刚需人口的下降，房地产行业确实将会从一个高速增长期步入到平稳增长期。 5、全球经济步入减速期。 2008年以后全球的量化宽松，实际上无形中加剧了贫富差距。因为宽松政策天然地是有利于富人的。再加上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之间利益分配的巨大差异，一些国家内部的利益出现了巨大冲突。 客观地说，从增长速度看，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减速期。因为从全球经验来看，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减速的过程，没有国家能逃开，中国也不例外。 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减速期平均时间为20年，最终稳定在3%左右。 而中国经济增速从2009年起就步入换挡期，目前刚刚走过10年，GDP增速从高点14.2%下降到6.1%，也就是说，至少还有10年左右的减速期。 领导人提出“经济新常态”这样的重要判断，是实事求是的，是对中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合理、精准判断。 而我自己理解这个减速期，有所谓坏的减速，也有好的减速。前者就是经济速度在下降，经济质量没什么提高，产业结构也没有升级，陷入一蹶不振的状态。 日本在1991年经济泡沫破裂后，人均GDP水平徘徊在3-4万之间，相当于高位横盘。很多人把这称为东亚国家的“内卷化”，进入天花板，没法突破了。 假定我们会陷入到一个所谓“停滞”的状态，那肯定也更希望是陷入到一个高维度的停滞，而不是中低维度的停滞。 所以，我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减速期真正地实现“提质增效”，通过像体制机制、生产要素的改革，使得人均GDP水平有一个稳步的上升，产业结构、贫富差距改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就像领导人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 牛市来了？现在已到中后期 在这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股市最近却出现了快速上涨的现象，很多朋友就问我，牛市是不是要来了？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什么是牛市。你从不同角度看待市场，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过去半年创业板涨了近50%，2019年涨了44%。 严格来说，牛市其实早就来了。从估值这个角度来看，牛市已经持续1年了，大量板块的估值水位上涨到了历史最高峰的95%以上。在科技、生物医药等板块，很多公司股价都翻10倍了，翻倍的股票比比皆是。 这轮牛市显然跟基本面没什么关系，因为经济和盈利都在下行，主要是资金和情绪推动的。但树不能长到天上去，估值永远都还是有一个基准的。 当下其实已经处于牛市的中后期了，情况更像2015年的后半段。而且走得比当时还要快、还要急，风险已经越来越大了，很容易造成集体非理性的局面。 就像段子所说的，在熊市凭专业能力赚到的钱，在牛市里都亏回去了。牛市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绞肉机。 这是我们从一两年的时间周期来观察市场。但如果从10年的维度，或者从改革的维度看，未来我们是有可能步入到一个大牛市中的。 因为我们确实到了老百姓资产池“腾笼换鸟”的阶段。过去20年老百姓的主要资产是房产，未来10年里头，我们会发现不动产的比例在缩小，金融资产的比例在提升，取代楼市是有可能的。但要想实现，实际上是有两个前提条件： 1、股市一系列的基础制度设施更加完善。 必须创造出一个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中国股市有一个特点，炒股票的大多是赚不到钱的，只有极少数赚钱，发股票的才赚钱。因为我们的监管制度、交易制度就决定了它发股票才赚钱。 这里有个历史沿革和路径依赖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发行制度是从审批制到核准制过渡来的，依然需要证监会去发行、去同意股票上市，而不是监审分离。这样的话，企业上市周期是很长的，天然是很稀缺的，所以许多股票一上市就连续出现几十个涨停板。这种发行制度，决定了它肯定是高估的。 同时，我们现在的交易机制仍然是一个受约束、扭曲的交易机制，所谓10%的涨跌停限制导致了买卖双方无法实现均衡。而许多原始股东，他们拿到这个股票的价格可能是上市价格的50%、甚至是10%。这个交易本身是不公平的。 所以，很多时候，股市的火爆不过就是一个繁忙收割的场景。 2、不断创造新的增量资产。 另外，在这个资产池的置换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条件——不断创造新的增量资产。 有人讲“IPO牛”，这是有可能的。一方面，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政策都是比较友好的，整个流动性相对来讲是宽松的。这时如果有持续的、新的增量资产进入到市场中，并且它能够按照升维的监管发行、交易制度来进行，确实是有可能达成一个大牛市。 我们在里头是可以找到性价比较高的资产的。中国投资者也可以开始真正地分享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红利，分享到企业创新的红利。 但在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当下这种资金推动型的牛市贻害无穷，宿命都是很惨烈的。2015年股灾殷鉴不远。 可以预见，这一波是外资割散户的韭菜。这种资金推动型的牛市，对许多投资者来说，就是个大的绞肉机，看起来好像是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市场行情，结果到最后发现亏得连裤子都没有了。这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一定要认识到：1）普通股民冲进股市，相当于拿着大刀长矛，冲进了重机枪阵地。有点经验的股民，不过是换成了驳壳枪而已。千万不要低估了股市的风险。不要觉得自己当不了韭菜、别人都是韭菜，“击鼓传花”一定不会砸到自己手里头。2）永远要有估值意识，树不能长到天上去。3）建议大家弱水三千、只取半瓢，不要贪杯。4）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甚至锱铢必较。为什么买股票，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进去了呢？ 而对于监管层，我建议一方面尽快地推动监审分离；第二个就是尽快地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注册制。 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就是依然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在管理一个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市场。就像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说的，我们的监管充满了“父爱主义”。这些年来，确实让大家看到：不该管的事儿天天管，该管的事儿没管好。 所以从监管的角度讲，真的要加快推进注册制这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取消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和扭曲。但在这之前应该有一个过渡方案。 我个人主张在充分做好风险提示的基础上，尽快恢复T+0（能够当天买和卖）和进一步放大涨跌停板的幅度，以及完善做空机制等。让投资者真正在风险环境适度的市场中，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它永远是一个什么呢？不是说戴着镣铐跳舞了，因为戴着镣铐跳舞，你还知道一个镣铐是绑在脚上的。 现在是一会绑脚，一会绑手，一会绑这，一会绑那，这个市场就严重地扭曲了。 未来几年的几点研判和建议 1、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当前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原来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不复存在了。很多机构认为，未来3-5年里，贸易规模会下降30%-40%。同时国内当前正处于一个经济结构改变、优化，转变增长动能的攻坚期。 所以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个提法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从国内到国际的大循环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内产业链重构、区域经济重新布局。双循环肯定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关上门搞发展，而是充分挖掘国内潜力、继续扩大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在我的理解里，主动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至少包括5个关键词：统一市场、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统一市场是基础，启动内需是动力，数字经济是提升，产业重构和区域洗牌是结果。 1）统一市场。如果要启动内需，我们肯定是要来一轮比2001年加入WTO前，实现国内市场统一更大的举措。 因为国内市场虽然有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广度、深度都值得挖掘，但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区域间的障碍，其中有法律法规、监管、交通、物流、社保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统一市场的建立是新经济格局形成的基础。 2）启动内需。启动内需的核心是深入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其中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大数据。 现在启动内需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无论是经济减速还是疫情冲击，都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甚至负增长。这时启动内需显得非常紧迫。 3）数字经济。上世纪80年代，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要想富，先修路”。2008年后，为什么中部城市能够实现崛起？很重要的原因是高铁。 而数字经济也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就是所谓的“新基建”。这是每个城市都避不开的。数字基建的全面升维，有点像美国80年代初里根当总统时说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它对企业经营、商业模式、产业链布局等，都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包括一定会造成区域经济的重新洗牌。 对城市而言，它的要义在于抢抓机遇，哪些地区能抓住数字经济的先机，就能换道超车。弯道超车现在经常“堵车”“翻车”，因为还是同质化竞争，但换道超车是升维竞争。 对企业来说，同样如此。身处一些中小城市的领导和企业家，可能要想办法避免“虹吸效果”。 4）产业重构。就像高铁导致的城市之间相对地位发生变化，产业链重新布局也是同样的道理。 未来会如何？说实话我也很难完整想象。就像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很难想象互联网会发展成为现在的状态。但今天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对于前二十年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来讲，这是升维竞争、换道超车的绝好机会。 我跑过很多地方，和很多地方政府交流。我发现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讲，如果在传统赛道中去竞争，似乎永远追不上先进地区，但是“新基建”、数字经济则提供了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既然开车追不上，那就改直升飞机。 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新基建”会改变很多地区产业吸附力不够高、人才吸引力不够强、信息交流不够通畅的问题，希望我们的城市市长、书记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5）区域洗牌。我们原来讲“一个地球、三个世界”。因为全球产业分工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美国欧洲，消费市场、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第二类是中国、东南亚国家，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第三类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产油国，提供能源、矿产、粮食、农作物。 而在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区域和城市将大洗牌，定位会出现明显变化。未来中国可能也有“三个世界”。举个例子来说，只是简单做个比方：比如黑龙江就扮演澳大利亚的角色，农产品主产区；陕西就是沙特，能源主产区；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就像美国，是消费市场。 2、要学习日本经验和吸取日本教训。 第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5-6年可能会出现一次“人口结构大幅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出现大幅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大部分人会因此消费降级。 所以，收缩型经济将成为未来的新常态，它有着5个鲜明特征： 1）在投资上，很难挣到泡沫的钱，只能挣到较低的稳定收益。 2）在收入上，增长将变得极其艰难，甚至大部分人的收入是下降的。 3）在生活上，大家会追求简单，不再那么铺张浪费。 4）从企业角度，会提供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优衣库、无印良品等。 5）大家用在学习、培训上的时间更多，会重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建议在创业、投资、融资等方面都要重塑价值、回归本源，适应收缩型经济新常态，回归商业本质：从经营角度看，要从横向的流量扩张，变成纵向的流量变现。从公司规模看，从过去习惯的“大而全”“大而不能倒”，变成专注“小而美”的实惠型企业，有稳定现金流，有自有手艺、技术、客群和市场。从经营策略看，要从快速扩张变为稳健集约经营。从投资方看，要学会从赚快钱转向赚慢钱。 3、以重大改革推动双循环格局形成，充分释放内需潜力。 尽管我们的GDP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但人均GDP才刚刚破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还有很多短板，比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这些差距也是我们下一步能够通过改革方式去释放的动力。未来应该重视国有资本改革、土地改革，反哺农民。 因为中国的金融结构、城乡差异、收入差距表明，我们是很难用欧洲和美国的刺激政策的，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资产再次飙升，树往天上长，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持续积累。这种情况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不符合新的发展观。所以从宏观政策来讲，一定要认清这点。而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做的文章有很多： 1）国有资本改革。围绕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真正的管资本方面，可做的改革文章有很多。我觉得目前的改革，和理想方案的差距还比较大。 2）土地改革。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该如何改革？应该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 这方面我要多说一句，我们很多地方在土地改革时，只拿土地实现集约化利用，这是不对的；要从基本的意识形态、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上去改革。 过去70年，中国有一个群体是一直在做贡献的，就是农民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农民群体通过农业工业做贡献支撑全国；改革开放40年，农民群体实际上是通过城乡土地剪刀差来支撑城市，继续给全国做贡献。 现在改革开放已经42年，新中国成立也71年了，在推动土地改革时，我们务必要明确一点，一定要反哺农民，让农民成为有产者，把土地交还给农民，实现城乡统一大市场。 这点对我们经济下一步可持续增长，摆脱疫情冲击，启动消费等一系列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现在这个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推进起来困难重重。很多地方发生了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打着土地集约利用的旗号，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上，可做的文章非常多，一定要重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4、未来几年，尽量务实一点。对普通人来说，未来几年应该如何自处？ 我认为，应该认清形势，提高认知能力，采用收缩型的生活方式。做梦不要做得太大，尽量务实一点，没办法跳槽的就别跳槽，能保住工作的就保住工作，有投资能力的可以抄底。不同人群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简单来说，要稳住基本盘，守住风险底线，敏锐抓住机会。但归根结底，看清本质是最主要的。因为所有选择，都跟你的认知水平有关。 所以我们应该采取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要过度乐观，也不需要过度悲观，确定自己想要的生活、工作状态。无论你是打工、创业，还是投资，一定要想通透一些。（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口述：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采访：徐悦邦）
回顾历史冷战后经历 中美间遭遇状况并非个案
【研究员】：wh
作为中西两大阵营的美国和中国，一度交好的中美，如今关系陷入僵局。作为世界上两个体量巨大的国家，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桥段，仿佛正在重演当年的美苏走过的路。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合作，风风雨雨，从二战走到今天，有过大规模战争，如内战、朝鲜战争，有过偶发事件摩擦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更有关系正常化后的深入合作与交流。如今，两国之间的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其深入交流与贸易都不可忽视，中国已经成为继欧盟之后，美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博览财经特稿】冷战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卫星国（东欧集团）之间长达半世纪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对抗。 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整体告终，但是冷战期间留下的地缘政治和基本争端，如中东问题，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北约组织与东欧问题等，却一直延续到当下。
世界局势千变万化，前日天晴，今日阴雨。作为中西两大阵营的美国和中国，一度交好的中美，如今关系陷入僵局。作为世界上两个体量巨大的国家，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桥段，仿佛正在重演当年的美苏走过的路。 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合作，风风雨雨，从二战走到今天，有过大规模战争，如内战、朝鲜战争，有过偶发事件摩擦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更有关系正常化后的深入合作与交流。如今，两国之间的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其深入交流与贸易都不可忽视，中国已经成为继欧盟之后，美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近半年来，两国关系逐步陷入僵局，面对如此局势，更有言论称，美国真的正在开启新冷战。美国有条件单方面开启冷战吗？如今的中美关系，与二战后的东西阵营真的相似吗？ 选择接触与合作 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基于冷战思维的迅速发展期，标志事件是1979年中美建交； 第二个时期是苏联解体后的克林顿时期，虽然两国关系一度摇摆，但最终克林顿选择了主动接触的对华政策，标志性事件是两国高层之间的互访，以及中国入世成功。 第三个时期是小布什上台后的2001年到奥巴马结束任期，两国之间的合作大于对抗。 在第一时期，冷战还没有结束，中国与苏联交恶，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经济政策，选择与美国建交，选择了改革开放，促使中美两国基于共同利益展开合作。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原有的合作框架和大背景不复存在，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全球有目共睹，美国一度将中国视为“政治上的对手，经济上的伙伴，战略上的非敌非友”。
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的外交背景是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和促进民主三大政策。 围绕着三个问题，形成两派截然对立的对话观点：主张遏制中国的一派认为，中国在21世纪必将超越美国，大量的逆差会损害美国利益，让中国拥有更多的美元外汇，增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主张与华接触的一派认为强大而非虚弱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迎来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市场趋于统一，各国之间的经济与技术竞争更加激烈，迫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从冷战时期的军事转移到经济领域。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并不排斥合作，跨国公司，海外代工，本土企业全球采购生产，成为一种潮流。美国在与中国的接触中，也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对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没有中国的合作，全球许多事物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克林顿时期，围绕着三大战略目标： 1、维持美国在军事政治领域在全球的“一枝独秀”地位。例如，在北约丧失目标之后，完成职能转变，进行东扩。 2、推动多边贸易和自由贸易，实现经济发展。1993年，克林顿上任开始，就推动了北美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并促成了WTO的成立。 3、继续维持美国在全球各方面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到全球各项事务之中。克林顿在这一时期，选择了与中国拥有更多的合作，化解冲突，消除制裁，为中国争取到了有利的待遇。 反恐、08金融危机和转折 小布什上台之后，911是一个重要转折。反恐让美国主流认为，扩大中美合作的基础，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小布什的任期内，围绕“反恐”和两场战争（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进行，并推行大中东改造计划，其战略关注重心点在中东。
对于美国的反恐，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积极地做出了回应。在这一时期，美国和中国、俄罗斯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享受到了入世后出口的快速增长。 奥巴马上台后，面对的是小布什反恐战争八年留下的负资产：经济上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军事上面临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难题，政府有限的财力难以维持海外军事行动。 奥巴马任期前期，延续了小布什的反恐任务。但经历08年金融融危机，奥巴马的重要任务转为恢复经济，也是在奥巴马任上，美国政府颠覆了之前的传统，将美国地缘政治的中心从欧洲，逐渐转向亚太地区。 奥巴马采取了务实的对华政策，他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美国应该与中国建立良好的，稳定的外交关系。 但需要认识到，由于美国的战略中心转移，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使得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加剧。 但美国的大概政策是，遏制与接触并行不悖。在这一时期，美国也与中国展开了在经济、新能源、反恐等问题上的频繁合作。经济全球化，依然是当时的主题。 不过东西方关系在2013年出现一个大的转折，影响深远。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俄关系降到冰点。 乌克兰地处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缓冲地带，自1991年独立后逐渐成为西方与俄罗斯相互渗透和施加影响的地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一度亲西方阵营，俄罗斯则以天然气和军事威慑，让乌克兰在俄与西方之间摇摆。
冷战后，美俄关系虽然依然紧张，曾经围绕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等展开较量，但在反恐问题上，俄罗斯和美国还一度展开合作，保持了双边关系的基本稳定。 乌克兰危机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走向冷战边缘。美国虽然明白短期内无法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北约在冷战后的持续东扩，也使得俄罗斯很难对美国放松警惕。 最终，普京认为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一劳永逸解决黑海驻军问题，在危机中，俄罗斯的选择不再是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乌克兰，而是直接出兵控制。 乌克兰危机扭转了欧洲和俄罗斯关系向好的趋势，双边关系降到冷战后最低点，这也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在亚洲的政策，以及对中国的政策制定。 对抗非偶然 特朗普上台后，围绕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等核心口号，特朗普面对的是一个经历金融危机衰退，并未完全从08年阴影中走出来的美国，他的核心任务有三点：一是延续美国在“反恐”、“防止核扩散”战略下的美国安全政策；二是恢复美国经济繁荣；三是重新定位美国的国际关系。 特朗普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讲求短平快的政策收效。作为美国精英政治圈的素人，他像追求公司利润一样，制定了一系列极端政策，缺乏一种长远、宏大的考虑。 在安全方面，美国开始在边境修墙，限制一些国家的移民进入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与伊朗展开极端敌对，制裁伊朗。 在恢复经济方面，特朗普则采取了极端的“拉圈”策略，奉行单边主义和民粹，并与中国产生了经济领域的直接对抗。 在国际关系方面，特朗普继续推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将“亚太”的概念扩大为“印太”，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视为一个战略弧”，突出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范围。 特朗普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不必要的对外干涉，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认为美国为其他国家牺牲了很多，自身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好。 他的任期内，美国退出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协议，如TPP、巴黎协定、教科文组织，减少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成为一个世界旧秩序的搅局者，无论是欧盟、亚太、中东地区，还是北美等美国重要的关系框架，都被特朗普有意改变。其目的正如特朗普本人宣称——“美国优先”，但这样反全球化的行为是否能让美国真正受益，其结果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纵观三十年来的世界局势，中美关系是一盘大旗，过去的三十年，伴随着误会与和解，对抗与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今天中美之间所遭遇的情况，如果放在冷战后的种种经历去看，并非个案。冷战遗留的问题和冲突，其实至今并没有被根本解决，世界局势依然在对抗与不断和解中前进。 经济全球化的思潮和单边主义行为并行，各国都是审时度势，存在投机，世界不确定性比以往更加令人难以捉摸。 也许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冷战，但春暖花开依然年年有。从长期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品牌、公司和技术走出去，中美之间贸易与合作，正在从之前的互惠互补，转向残酷竞争，但竞争的结果，不一定是坏事。（来源：米宅海外（ID:mizhaihaiwai） 作者：息相吹）
人物广角
震惊金融圈 盘点那些随风凋零的券商总裁
【研究员】：wh
1999 年至 2004 年赵大建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华夏证券总经理。2004年，华夏证券亏损严重，问题丛生日益突出。赵大建也在2004年6月被免去总经理的职务，同时对赵大建的专项审计也在当年的9月同步展开，审计组由北京市审计局派出，审计内容是赵大建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任职华夏证券期间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表明，时任华夏证券总裁的赵大建要负主要责任。
【博览财经特稿】7月31日下午江苏省纪委监委官宣：东海证券前董事长朱科敏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朱董事长1年前已经落马，但当时只说“配合调查”，之前有多位大佬配合调查后又平安落地了，所以关心朱的人认为他的问题可能并不严重。但如今的官宣则无疑正式宣告了朱董事长前路的毁灭。 朱董事长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年少有为。朱科敏是70后，少年得志，32岁即开始担任东海证券总裁兼党委书记。 2、监管背景。朱科敏曾在证监会工作多年，历任基金监管部主任科员、法律部主任科员、发行监管部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 3、履历丰富。朱科敏曾经在央企、财政部、证监会、地方发改委工作过。 算上朱董事长在内，已经落马、自杀的券商董事长总裁还真是不少了。现在就带大家盘点一下那些随风凋零的券商总裁。 一、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自杀身亡。 陈鸿桥与落马的证监会高层张育军有很深的交集，他们曾是北大校友，还曾在深交所共事。 陈鸿桥自杀前曾经要出境，发现自己已被边控；另外，陈鸿桥在自杀前曾留言“勿扰我妻儿”。关于陈鸿桥“出事”的原因，坊间有一种说法：“海外做空中国股市的两个账户，一个在中信，一个在国信。” 二、银河证券总裁胡关金。 券商行业骨灰级元老胡关金因牵涉债市反腐窝案，在隐退后被实施刑事拘留，强制接受调查。 1994年，年仅30多岁的胡关金被深圳市委以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副主任一职。1996年，胡关金任国信证券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 2004年，胡关金在华西证券任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2009年，胡关金在银河证券出任总裁。后从证券行业隐退。 三、国海证券总裁齐国旗。 国海证券曾公告称，公司总裁齐国旗被批准逮捕。 齐国旗，男，1964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2003年10月至2011年8月，历任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总裁；2011年8月起任国海证券总裁。 四、宏源证券总裁胡强。 宏源证券曾公告称，公司总经理胡强因个人问题接受公安机关调查。 胡强，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南开大学在职经济学博士。中国证监会注册保荐代表人。曾任国泰证券有限公司董事会执行局办公室董事长秘书；光大证券有限公司北方总部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光大证券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和纪委书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作。2007年10月加入宏源证券，担任总经理。 五、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 赵大建1953年4月出生，1983年至1994年，赵大建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团委、党委任职。1994年1月至1999年7月，担任国泰证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1999 年至 2004 年赵大建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华夏证券总经理。2004年，华夏证券亏损严重，问题丛生日益突出。赵大建也在2004年6月被免去总经理的职务，同时对赵大建的专项审计也在当年的9月同步展开，审计组由北京市审计局派出，审计内容是赵大建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任职华夏证券期间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表明，时任华夏证券总裁的赵大建要负主要责任。 2005年3月7日，赵大建被任命为民族证券公司党委书记，主持工作，此后一直担任民族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并自2006年起担任民族证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据悉，赵大建落马和某潜逃海外至今未归国的神秘人士有关。 六、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 程博明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罪名为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 程博明为经济学博士，先后任职于金融时报社、北京证券登记有限公司、长城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等。2001年加入中信证券，历任研究咨询部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从2010年开始担任公司总经理。程博明是“股灾”后被调查的中信证券最高层人物，他在中信证券担任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地位仅次于前董事长王东明，负责中信证券的日常运营工作。 在股灾后中信证券第一拨人被带走调查后，王东明和程博明联合发布致全体员工公开信，坦言公司正面临重大考验，希望广大员工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公司在积极采取措施，查找各项业务尤其是创新业务中存在的问题。 但是发言不久后，程博明也被带走调查。 七、长江证券董事长杨泽柱坠楼身亡。 某日，武汉市一住宅小区12楼一男子坠楼身亡。经核实，系长江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泽柱。当时，杨因违纪正在停职检查、接受谈话调查。 杨泽柱，男，汉族，1954年1月生，湖北松滋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北省松滋县八宝供销社办 事员、副主任；松滋县商业局政工股办事员、县委办公室秘书；松滋县检察院检察长；松滋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巴东县委副书记、县长；荆州地区(荆沙市)计 委主任、党组副书记；荆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行政学院院长；湖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等。2006年3月至2013年12月，湖北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2008年9月起兼任湖北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12月当选长江证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来源：投行事儿哥(ID：touhang520520) 作者：投行事儿哥）
形势分析
“内循环”将引发一次彻底城市格局大洗牌
【研究员】：wh
黄奇帆在“内循环”最新演讲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的政治局会议召开。最近的经济热词“内循环”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通稿上。 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锤定音，这是国家经济战略大转向的信号，也是区域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因为内循环将引发一次彻底的城市格局大洗牌。 2020波诡云谲，已经超乎你我最狂野的想象。澳洲火灾、新冠疫情、欧美围堵、大国冲突、东亚洪水……似乎排除万难，还有万难。焦虑与彷徨，让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你我，显得愈发渺小无力。 国家、城市、财富、还有我们自己“向何处去”？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我们迫切想知道的答案。
最近，我们生活的城市，陆续交出了上半年的成绩单：重庆超广州，一线城市要变天？都说苏州没落了，增幅却好过上海？南京一季度还正增长，二季度显然跌的有点惨？明明东莞更依赖出口，反而佛山退得更狠？西安增速笑傲江湖，大西北的春天来了？诡异得摸不着头脑的排名，将人们的困惑推向高潮。 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都隐藏在高层今年频频提及的3个字里——“内循环”。 城市格局已经历三波大洗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现在熟知的城市格局，其实已经历过三波大洗牌。 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格局鲜明反应了第一代领导人的资源挹注。彼时第三产业几乎可以忽略，排名完全取决于北京的一双手——对各地国营工业的投入。直辖市特殊的权力架构，带来的政治资源优势，远胜今日。
改革开放直接引发第一次城市大洗牌。这一波洗牌又分为3条线索。 首先是大型国有投资项目的布局依旧可以左右排名，其最大受益者是计划单列市。 其次是外资进入焕发了沿海的活力。广州GDP分别在1981年、1989年超过重庆、天津，夯实了第三城的地位。深圳GDP在1990年跻身TOP15，与武汉、南京等量齐观。同时期的佛山、东莞也茁壮成长，珠三角生机盎然。 再次是乡镇企业激活县域经济。苏州、无锡领衔苏南模式，长三角与珠三角相得益彰。 第二次城市大洗牌是中国加入WTO，主线只有一个——出口加工型城市一飞冲天。 苏州、无锡再借入世东风，完全压制了武汉、成都等内地特大城市。温州、泉州、东莞、佛山等普通地级市依靠外贸，实现屌丝逆袭。东莞也是在这个时期，收获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其出口额一度超过广州。
第三次城市大洗牌属于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被动反应。 外贸受阻，上面风头无两的明星城市顿时黯淡。4万亿救市计划，大量铁公基项目出台，让内陆城市受益不少，“强省会”抬头。 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条暗线：美联储以降息作为应对。北京、深圳、杭州借着低息资本得流入，实现产业升级，成为最大赢家。 内循环的伏笔，早在那时就已经埋下。
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为31.8％，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但从那时开始，内需就成为中国的关注点，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又回到了31.8％。 不过高层关于内循环的完整表述是：“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并未动摇。所以内循环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备份”中国。 说回到第三次城市大洗牌的3位大赢家，理解北京、深圳腾笼换鸟，以及杭州弯道超车，有助于我们理解内循环。这也是中国“备份”中国，以及第四次城市大洗牌的关键。 第四次城市大洗牌的题眼 黄奇帆在“内循环”最新演讲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关键词很好抓：创新、科技、数字化，这可以视为第四次城市大洗牌的题眼。 再回看大家关于上半年城市排名的困惑，就很容易解答了。西安增速笑傲江湖，人家身居内陆受疫情冲击小不假，可你知不知道西安当年为引进三星，布局存储器下了多大血本？ 东莞企稳回升不是出口加工业的回春，而是深圳外溢，说明华为落子松山湖开始发挥积聚效应。
苏州风头压倒上海，更说明打通内循环的重要性。在完备的中高端产业链配套体系下，苏州才能迅速打通国内、接单国际。5月18日，苏州通过一场云对接就拿下4000亿的订单和项目。今年上半年苏州电子、机械、专业设备制造产值分别同比增长2.9％、4.9％、4.8％。而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更是同比增长603％。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美国早已不满足跟中国打毛衣战，随着华为屡遭八国联军围追堵截，你就不难发现科技战的戏码有多重。 科技，现在又成为“内循环”下城市洗牌的王炸。是不是有点老生常谈，新瓶装旧酒？当然不是！ 所谓创新驱动、科技革命、数字引领、产业转移，喊了那么多年，你见多少城市真正实现过呢？ 这几年中西部强省会突飞猛进，却没有一座城市真正接过北京、深圳、杭州的接力棒。原因何在？ 先进产业链的引进与培育更是内循环的需求 后发城市想用科技实现中高端突破，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抢人、抢企业、抢产业；第二种是自己培育。 先从第一种说起。毫无疑问，中国一流公司仍然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内先进产业的聚集地。
非沿海城市只有14家世界500强，除武汉、长春各有一家汽车公司，其他12家全部是能源矿产企业。 过去几十年，沿海向内地全产业转移的案例少得可怜。如果转移没有大规模出现，意味着“内循环”很难实现。别说中高端产业，低端产业宁可去越南，都不来内地。 影响产业和企业转移的，有8大要素：普通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资本供给、制度成本、产业链和物流成本、高级智力资源、税收。 内地城市除了普通劳动力这1项外，其余7项都不占优。甚至连廉价土地，沿海也不缺，比如深圳贵了，还可以去东莞。 但内地城市有希望争取产业链和物流。重庆就曾大规模促成沿海消费电子制造产业整体转移，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2008年，重庆启动招商时就不走寻常路，采取集群招商，不只要引进代工厂，同时把上游供应链全部整合过来。这样就最大限度把电子制造的产值留在本地。 内地能与重庆比肩的是武汉的汽车产业，但武汉汽车产业属于在传统优势上深耕，不算转移。不过武汉做到了第二条超车路径，自己培育新增长极。 2006年，武汉决心进军集成电路制造领域，成立了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两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武汉新芯订单数量断崖下跌，不得不寻求出售。外资虎视眈眈，好在武汉顶住了压力。 2016年，武汉在新芯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江存储，迎来NAND FLASH存储器基地落户。这是中国第一座真正大规模量产NAND FLASH的城市，成功背后是武汉持续10年的坚持。 合肥用同样的方法，培育起多个新兴产业链，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合肥分享这个头衔的，只有北京、上海、深圳。先进产业链的引进与培育，不仅是城市竞争的需要，更是内循环的需求。 中国早就开始准备后手 除产业链，沿海与内地的差异还取决于物流成本。从沿海到内地的雁阵没有实现，反而去了东南亚，很大原因也系于此。
承载物流的基建设施对内循环同样意义非凡，这关乎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 管清友用“一个地球、三个世界”将全球产业分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消费、金融市场；第二类是中国、东南亚国家作为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第三类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提供能源、矿产、粮食。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内部也要实现类似的分工：北上深代表消费、金融市场，东北提供粮食，西北提供能源。 现在回头看，国家这几年提的一系列概念：屡次强调“东北振兴”，保障东北。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通西北，补齐区域最后一块拼图。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唤醒大后方。
这三处直接对应我国粮食和能源产区，或是能源管道的接入地。新疆连接中哈油气管道，黑龙江连接中俄石油管道，云南连接中缅石油管道。 中国早就开始准备后手。过去外循环的模型下，海运包打天下，沿海掌管一切。现在转向内循环，物流交通不能不畅。这就凸显出了新基建的重要性。每一个战略概念环环相扣，不是仓促应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内循环寻求最优配置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国内呈现“北重南轻”“重内地轻沿海”的城市格局。 改革开放彻底颠覆这种格局，南方和沿海不仅赶上了北方和内地，甚至大大甩开对方。就连沿海地区内部，也呈现出南强北弱的趋势，真正代表沿海发达地区的是东南沿海，而不是北方沿海。 在很多人眼中，内陆深处的成都、重庆，甚至比海边的山东更有“沿海”的气象。 北方沿海弱于东南沿海原因很复杂，但有个客观外因无法忽视：我们理解的沿海地区发达，根本原因是得益于航运便利，但不是只要沿海就有这样的优势。
全球航线图清晰展现出世界海运主航道的分布，中国沿海发达地区恰恰是与主航道重合的省份。 不过这样的外循环路线，存在阿克琉斯之踵，比如马六甲海峡。为保障内循环的能源安全，中国在积极开拓新路线。 7月下旬，载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极开采的14.4万吨轻质低硫原油的船，在烟台港靠岸，这是俄罗斯首次通过北极航线向中国运输石油。 全球变暖增加了北极航线的通航时间，这为内循环的能源保障，添了一条生命线。这也让北方城市，迎来了新的机会。
内循环为中国很多城市，都注入了更多想象力。比如高层前一阵刚刚去吉林调研，农业是重点，而不是东北曾经引以为傲的工业。 内循环同样寻求最优配置，在东北发展现代农业，可能成为振兴工业之外的选项和突破口。与其沉湎于东方德意志的过去，不如拥抱中国北海道的未来。
再比如胡焕庸线以西的区域，之前并不是国家重仓的对象。随着内循环的提出，随着中美冲突的快速加剧，西北战略纵深的价值顷刻凸显。 西北过于广袤，仅凭一个西安，其区域联动效应有限。所以乌鲁木齐与郑州、重庆、成都、西安这4座国家中心城市，一齐入列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就顺理成章。 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这个国家头部城市的繁荣。虽然中国头部区域很稳定，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要求中国的城市布局加入更多的战略考量。 另外对于中国这样市场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本身也需要更多城市去带动更多区域。对后发城市来说，它们其中很多城市都辉煌过，很多城市也错过了一些发展机会。 但历史性机遇仍在，如何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推进大城市化、都市圈化、城市群化，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兼顾区域相对平衡与战略空间考量。这些都等待着更系统的安排与更成熟的智慧。新一轮城市大洗牌的序幕才刚刚开始。（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 作者：逍道一）
省市经济恢复呈现分化 上半年GDP数据揭示真相
【研究员】：wh
GDP增速为正的省份绝大多数是中西部地区的，尤其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复工复产更早，尤其是工业部门和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恢复较快，近几年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正好在今年上半年工业快速复苏中用上了。西藏和新疆受疫情的直接影响很小，经济增长基本维持了正常水平。
【博览财经特稿】这些天，各省上半年GDP数据陆续公布，31个省市的上半年GDP增速最高达到5.1%，最低则低至-19.3%，可谓分化明显。
下面具体看一下上半年哪些省市表现相对较好，哪些省市拖了后腿。 拖后腿的有哪些省市？ 目前，GDP增速不及全国平均增速（-1.6%）的省份有9个，分别是湖北（-19.3%）、黑龙江（-4.9%）、辽宁（-3.9%）、天津（-3.9%）、内蒙古（-3.8%）、北京（-3.2%）、上海（-2.6%）、海南（-2.6%）、广东（-2.5%）。
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几乎所有省份的经济增长都遭到疫情冲击，其中湖北省、武汉市牺牲很多，经济增长也受疫情影响最大。二季度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复工复产顺利推进，经济增速普遍恢复。但东部地区的多数省份中，二季度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常态，还有很多服务业领域仍未完全开放，拖累了经济恢复。 非常粗略地将各省上半年的GDP增速与本省上半年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进行了比对，得出下面的关系图，并画出对数形式的趋势线。尽管拟合优度并不高，但还是能看到GDP增速与病例数量比较明显的负向关系：病例多的省份社交隔离措施更严格，消费和服务业复苏难度大，复工复产更晚，耽误了工业复苏的宝贵时间。
表现较好的有哪些省市？ 目前，GDP增速为正的省份有16个，分别是西藏（5.1%）、新疆（3.3）、甘肃（1.5%）、贵州（1.5%）、宁夏（1.3%）、湖南（1.3%）、青海（1%）、江西（0.9%）、江苏（0.9%）、广西（0.8%）、安徽（0.7%）、四川（0.6%）、云南（0.5%）、福建（0.5%）、浙江（0.5%）。
GDP增速为正的省份绝大多数是中西部地区的，尤其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复工复产更早，尤其是工业部门和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恢复较快，近几年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正好在今年上半年工业快速复苏中用上了。西藏和新疆受疫情的直接影响很小，经济增长基本维持了正常水平。 长三角地区中，江苏、安徽和浙江的经济增速也均已转正，这三个地区凭借前期一体化发展基础，复工复产效率也较高，同时也发挥了各自的产业特色，在工业制造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发力，缓解了社交隔离措施对其服务业的冲击。 京沪粤上半年增速为什么大幅下滑？ 备受关注的京沪粤，GDP增速分别为广东（-2.5%）、上海（-2.6%）、北京（-3.2%），这三个最发达、城市集聚程度最高的省市，遭受的冲击为何如此之大？
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表明，越大的城市中，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越大。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集聚了大量服务业，而他们遭受的疫情冲击也相较于工业更深远。相应地，由于服务业集聚，大城市的经济更依赖于消费，而疫情之后的消费复苏不像工业部门那样能够直接得益于各类逆周期政策，缺乏政策抓手，因而速度较慢。 由于以上两个因素，上半年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增长和恢复遭受了挑战。这些地区逐渐萎缩的工业和制造业复苏情况更是因为农民工无法返工这一事实而恶化。 另外，季度GDP的计算方法放大了省市间的复苏差距，这样的统计方法也不利于京沪粤的GDP数据表现。 具体说，GDP的计算方法分为生产法和支出法，中国每季度公布的GDP数据，是按照生产法计算的，是根据企业的生产数据统计上来的。GDP能恢复增长，源于工业恢复得比较快（比如说建筑业增长了7.8%）。 若用支出法来计算（即按照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支出进行统计），则GDP的数据可能没有那么亮眼，地区间的差距也可能并不会那么大，因为各地区的消费复苏都不太理想，而部分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也暂时不会被统计到。 下半年中国区域经济展望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国经济很可能在三季度进一步恢复，并逐渐回归常态化的增长。 其中，上半年增速相对较慢的省市会在下半年呈现更快的经济恢复。一个重要的逻辑在于，以服务业复苏为主导的消费复苏很可能会在下半年逐步开启，在这样的结构化复苏态势下，东部地区的相关省市更受益。 同时，由于基建投资在下半年依然十分重要，因此中西部地区经济在未来不乏增长动力。这样，各省市间的下半年增速可能会更平衡，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增速会上来。 值得一提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市圈建设将被进一步强调，因此下半年经济恢复正常化后，这一发展战略将会被重新提上日程。在疫情爆发初期，人们看到全球范围内更加国际化的城市和人口更稠密的地区更容易让疫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开始质疑城市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脆弱性。 但事实上却是，在中国，越是东部地区的城市，越是市场化程度高、政府角色相对弱化的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控制疫情的能力也越强。 更重要的是，都市圈建设既符合中国当前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也顺应了全球主流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律，既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吸引能力，又充分发挥重点区域要素集聚、规模经济以及知识溢出等效应；既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又创造了更大市场。 由此看，更多资源也可能会向这些地区集中。重点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则可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发展适合当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尽管可能从总量上看增速会有不同，但同样也能获得人均层面的高质量发展。（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ID：SIF-2015） 作者：陶金）
社会热点
两个内循环或是坏事不断一年里最不坏的事了
【研究员】：wh
全球生产体系由亚洲、北美和欧洲三大块组成，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推动全球规模的减税或者贸易协议，相反各个地区都在组成双边或者区域贸易协定。奥巴马时期好不容易搞了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结果还被特朗普自宫式地给废了，这也被视为了跨区域合作的失败。
【博览财经特稿】年轻人的焦虑最近又因为“内循环”这个词的走红而直线上升，仿佛这个词象征着失业、过劳和收入降低，引申含义是外贸的失败和制造业内卷，就好像这个词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暗淡，是今年接连不断坏消息中的一个。 内循环是件坏事么？ 至于这事发生的原因，主要因为疫情，只要世界疫情还没有中断，周围的世界还会因为经济内循环这个改变而更坏下去。人们在夏天午夜的烧烤摊上谈起这件事时，还得多就几件啤酒才能将心里的哀伤压下去，这个词连同国运，都被人们披上了一层文学性悲伤。 可是假如从历史与经济角度出发，会发现现在转入内循环这事绝不是件坏事，这么做不但能减小外部环境变化对内部经济的冲击，说不定还能修正中国在过去发展中出现的扭曲。 而且，大家悲观成惯性了，觉得全球化要完蛋了。可狭义的全球化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路，广义的全球化都伴随了人们两个多世纪，一夜之间刹车停车，这事不太可能实现。 反正别人唱衰内循环这事的时候，新深圳人小刘不爱吭声，他觉得自己说不定能成为受惠者。今年是他在深圳工作的第二年，工作体面自己还喜欢，可每次想到将来要买房的时候，小刘总觉得胸口有块石头。自己也是努力在攒钱的，但深圳房价的增长速度实在是让人太吃不消了，自己奋斗五年的积蓄说不定比不上深圳半年的房价增长。 小刘总在自嘲：在深圳能买得起房的人只有一种，卖不起房的人千差万别。如果不是深二代或者富二代，一个白手起家的青年在深圳买套房，是个太遥远的梦想。可最近小刘就听说，国内要把内循环经济搞好，改变经济过度依赖房产的困境。 深圳、东莞、杭州、宁波陆续出台了房地产限购令，摇号还向首次置业者和无房家庭倾斜，为此，小刘心里美滋滋的。所以经济内循环，小刘不觉得坏。
在中国面对疫情、洪水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不久前中央释放了信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主打内需和科技牌，自力更生做好自己的事。中央也明确说明，建立内循环可不是闭关锁国，要坚持国内国际的共同发展，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被动摇。 这话一说吧，大家心是先能稳下来了，要知道在7月前未来大方向怎么走，大家都悬着一口气，现在是明白未来方向了。不少人看到这新时代的药方，也并不觉得稀奇，都是熟悉的配方。 2008年解决经济危机的时候就已经搞过“出口转内需”了，再来一次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外部环境很久没这么复杂过倒是真事，2008年时候的政治摩擦现在看看都是小儿科，未来世界的外贸关系上倒是可能会看到新局面。全球化，可能会走向区域内循环。 但这么两个循环，真都不算坏。 走向国家主义 在理解世界政治经济的时候，学术界总结出这么套规律：从15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哲学思路主要有三套，分别是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 所谓的国家主义就是将国家和政府认定为国际经济里最有力的玩家，这一派的学者认为无论时代怎么变，国家政府在贸易里占主导地位，不应该放弃太多权力。在采取谨慎的措施争取繁荣的同时，要保护国家的稳定。 而自由主义这一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和公司才是最重要的，让市场分配稀缺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分配方式，哈耶克就属于这一派的代表，反对政府干预。 至于批判性理论，是觉得世上只有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比如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些矛盾不分国别，只分阶级。 在三派在历史舞台上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一般来说规律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的时候，批判性理论谴责经济结构中上层对底层的压迫，因为大家实在没太多别的矛盾；经济发展比较平顺的时候，人们都热爱自由市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能从稳定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利益；经济出现危机，转向国家主义，因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开始变多了，人们开始希望有个老大哥帮自己兜底。 现在很奇怪，美国作为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头也不回地走向国家干预主义：退群、制裁、限制就不说了，之前提过连中美贸易谈判都不谈与结构相关的减税，都是要求定额购买，这是真的把自由贸易的大旗给扔了。倒是中国，还希望多边贸易体系保留下去，但现在被动中也不得不做出选择了。 世界银行对疫情后世界经济预测终于出来了，主调写实而唱衰：全球GDP增长下滑水平在8%左右，比2008年经济危机严重，仅弱于一二战和大萧条。 未来几年的经济衰退程度还将会是187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同时人均GDP增长为负。这一项，可是大家预期自己未来几年过得好不好的重要依据。世界公民看到这个数字那肯定觉得不好，但作为个亚洲人可能会觉得还行。 这时候去查看分区域的经济预测，会发现一件事：除了东亚几个国家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长都是负的。中国人民还是不可战胜的，疫情后第二季度就恢复正增长了。 但负增长的国家，可能就要进入约翰·纳什预计的情况里了：在危机中人们往往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他人的。囚徒困境就这么来了，人们会丧失理智，关闭互通有无的道路。一国开启了贸易保护措施之后，往往会连带着数十个国家采取一样的策略。疫情间的医疗用品出口限制、粮食出口限制可是把贸易信赖程度拉到了新低。 恰好目前又处在国际权力真空期，美国的国力无法支撑它继续去做一个世界警察维护秩序，中国离能建设新的国际秩序还差点意思。
在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时候，自己走向国家主义的经济策略，往往是损失最小的。内循环对中国来说，是个理性抉择。 全球化，打断骨头连着筋 “大分流”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提出的一个历史名词，当时指的是西方19世纪后克服了增长限制而超越了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历史时期。同时人类世界的经济发展也是在这个时刻发生了质的改变，全球化速度逐渐加快，个人收入开始急速上涨，人类步入了一个物质更繁荣的世界。 这样一个增长趋势并没有出现过严重逆化，因为目前还没有出现全球性的增长限制，而且负责任地说，人类离那一天还非常遥远，世界饥饿人口还有6.9亿。 人们现在理解全球化的时候，常常将它当做一个现代经济贸易体制的特征。但它很可能是人类财富和技术发展的内生副产品，是个上层建筑——生产过剩的地区想要利益最大化，末端技术是需要转移的。各个国家只要还想继续发展，全球化就不会真终结。 虽然眼前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但是世界经贸发展到这个阶段，各个国家不可能真自给自足：英国讲着要脱欧，自己70%的食品和饮品还都来自欧盟；美国讲要把制造业带回国内，但是造辆汽车还是要用十几个国家的零部件；中国吧，说自己不怕事，大豆问题上最后摊手。
就像之前说的，在经济思路上国家间都逐步走向了国家主义，可市场规律下全球化彻底终结不太现实。最后会怎么样呢？可能会走向区域内循环。 其实这个现象在新冠危机以前就已经被观察到了。全球生产体系由亚洲、北美和欧洲三大块组成，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推动全球规模的减税或者贸易协议，相反各个地区都在组成双边或者区域贸易协定。奥巴马时期好不容易搞了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结果还被特朗普自宫式地给废了，这也被视为了跨区域合作的失败。 新冠的国际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是各国走向更强的区域内循环。地理分布上更近，对于贸易来说容易降低生产成本，且各个相邻国家在文化、经济和价值观上可能更靠近。 拉锯3年的2.0版《美墨加协议》在7月的时候得以通过，已经显示了美国的选择——如果霸主做不了，回到美洲把区域经济搞好，当个小霸王也挺好。东盟国家印尼、泰国、菲律宾则开始倡议建立一个在东盟内部的旅行同盟，彼此开放国境以振兴内部经济。 像是现在依旧是国际热点问题的华为5G，中国选择了供应链去美国化，开始转向从美国传统盟友日本那里进口零部件，日本也没有表示反对。至于欧盟，7月也就抗击新冠疫情影响、复苏欧洲经济的财政刺激方案达成一致，同意投入7500亿欧元援助受创成员国，赠款和贷款大约各占一半。 全球化怎么走？可能的出路是区域内循环，几个区域各自抱团取暖。 重心回到亚洲 其实在1800年以前，亚洲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一直占主宰地位，这个事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计算过。但是，漫长的殖民的时代打破了这个格局，欧洲成了世界的主宰，之后美国又接过了接力棒，可弗兰克觉得世界重心还是会回到亚洲：地缘、人口、文化决定了这一点。 这10年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最快的地区就是亚太地区，年均增长都4%，这可比北美自贸区和欧盟要快了许多。目前，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前二十，一半都在亚洲，光是这些经济体就占到了全球GDP的40%，而且全球60%的人口都在亚洲，未来市场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更有意思的是，亚洲人正在慢慢变富，整个亚洲在经历中产崛起，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预计，到了2030年亚洲中产人口将会达到35亿。
看看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GDP下滑32.9%，美国政府还在游说各大企业把生产搬回国内来，但是这种规模的经济下滑，可能没什么人愿意回来。 而亚洲人口摆在那，市场规模摆在那，产业升级还在加速，在未来15年，如果不靠欧美市场，做好亚洲区域循环，其实就稳赢了。 而且不是比差，不久前《亚洲经济展望与一体化进程2020报告》发布了，一个大事是亚洲经济世界占比今年将首次超过50%，虽然几乎是零增长，但是比起其他经济体的倒退，已经是最不差的那个。 最近的合作，比如中韩经贸联委会第24次会议将8月1日上午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中国商务部和韩国外交部负责人将分别率领各自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讨论一下以后经贸合作怎么走，未来还会建立一些快速通道，保证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很可能会谈出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范式。也期待亚洲能够合作抗疫，尽快重建贸易互信。 最后说两句内循环。大家这事真的不要有情绪，中美的对抗可能是长期的，疫情对其他市场的影响要比对中国的严重，而中国自己或早或晚都要纠正之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政治风险要回避，外贸不能依赖，内部结构优化迟早要干，这时候说要建立内循环是个好事。 开头说了房地产上的改革，首次置业者来说那就是个好事。国家想要拉内需，那就得让大家买得起房，这样才有钱拿得出来消费。 此外，中国很多沿海的工厂，在过去几年都在面临“东南飞”的局面。自己的产业升级了，东南亚劳动成本也低，大家不用精工细作，粗犷放羊就行了，所以都把厂扔出去了，赚得又快又多。 当初经济粗放，国家不对这种迁厂行为进行管理，但现在指明的方向是建立内循环，输出可能会受阻，那么未来可能东南飞的企业，会朝西北方向走，借此拉动西北地区经济，中国地区的经济差异可能会降低。 而在疫情中受损最严重的制造业，走出口转内销的老路，不少产品价格都会下降。过一两年去十里八村看看，那里的小哥哥小姐姐穿的用的可能比城市还体面。所以两个内循环，可能是在坏事不断的一年里，最不坏的事了。（源自：非凡油条（ID：ffyoutiao） 作者：酸辣粉）
社会透视
从明天系到安邦系 深刻暴露“野蛮扩张”的巨大缺陷
【研究员】：wh
关于挪用其他资金作为资本金，安邦系做得非常明显。它通过掌握的成都农商行等几家金融机构，把其他的资金包括存款资金、信贷资金设法转为资本金。此外，正好保险业有一个特点，就是保费可以用于投资，于是这些资金也在集团内部交叉投资，最后也变成资本金了。资本金增加以后继续加大杠杆，膨胀进一步加快。华信集团也有类似的做法。至于明天系，可能是一个规模更大、更加系统的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混合在一起的模型。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系根据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2019年11月4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课题2019年度交流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近期被媒体披露。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年度交流会议，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课题的支持。自2019年1月份课题启动以来，总课题和各子课题组分别围绕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小银行风险、金融市场风险、信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为下一步的金融改革、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提供了相关思路和建议。 今天既然是交流会，我也找了一个题目来与大家交流。我的出发点在于，过去一年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事？有没有引起什么新的思考？再有，我们各子课题布局已相当全面，基本涵盖了各方面的风险，包括体制上的问题。根据过去一年多的观察，我还想补充一个题目，就是公司治理和金融稳定的关系，希望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课题可以增加一个看问题和未来推进改革的方向和角度。同时，这也涉及整个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模式向高质量转变。 关于实体企业的公司治理 近一段时间，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跟一系列大中型企业集团陷入危机，甚至被接管、清盘有关，也有部分金融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出了问题。受此拖累及引发的连带反应，金融风险明显上升，各种违约现象发生得比较多，对此必须加以分析。 最早是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出现问题，如明天系、华信系、安邦系等，随后一些金融机构，如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也暴露出问题。 还有一些正在自救之中，如海航集团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种原因，但公司治理上的欠缺导致了金融风险加剧。我看监管部门对这些公司用了一个很厉害的词叫“野蛮扩张”。仔细分析这种“野蛮扩张”，会发现有很多特点。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高杠杆。高杠杆的首要原因是靠向金融机构借款、靠发债等来加杠杆，很多还是利用自己控制的金融机构进行关联交易。第二个原因是虚假资本金。单纯地杠杆再增加也不可能高到天上去，还需要弄到资本金。于是资本金不可想象地实现了快速扩展，其中多数都是虚假的、违规的和变相的，并非真的资本金。虚假资本金再加上放大的杠杆，一些机构的扩张很快就是天文数字了。 关于挪用其他资金作为资本金，安邦系做得非常明显。它通过掌握的成都农商行等几家金融机构，把其他的资金包括存款资金、信贷资金设法转为资本金。此外，正好保险业有一个特点，就是保费可以用于投资，于是这些资金也在集团内部交叉投资，最后也变成资本金了。资本金增加以后继续加大杠杆，膨胀进一步加快。华信集团也有类似的做法。至于明天系，可能是一个规模更大、更加系统的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混合在一起的模型。 如果观察这几个出问题的公司，明天系、华信系、安邦系等，也包括正在“瘦身”的海航集团，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它们的高速膨胀明显存在巨大的缺陷：公司管理上没有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或者有也不发挥作用，很多都没有正常决策程序，都由少数人、家族中几个人或领头人说了算；财务上没有内审机构，也没有正常外部审计，各种会计科目随意挪用或乱用；等等。总之，距离我国《公司法》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金融机构要求的公司治理原则和准则都差得很远，与国际实践、2015年我国赞成的《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也相去甚远。或许很多企业根本没有看过或者关心过公司治理的这些原则。 杠杆性融资是涉及公司治理的重大问题。《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中有一条非常明确，企业借贷是有可能影响股东利益的，所以需要董事会作出决议。但在国内，过去一直有一个概念，即公司注资要通过董事会，而借款属于日常经营决策，由管理层、总经理决定就行了。实际上在这方面是要加以区分的。借款如果有风险，之后发生了损失，损失必然会由股东承担。因此公司治理原则均明确：如果是循环使用的流动资金，特别是像金融机构给予的循环融资额度，额度之内授权管理层负责就行了；但如果是新增债务，则属于股东的风险，就一定要上董事会。而我们在这一点上也往往没有做到。仔细观察这几个案例，就会发现它们在高杠杆融资的时候，根本没有正常决策程序，就是少数人说了算。 关于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 为了实现快速扩张，最近十多年，一些大型的企业都想搞金融控股公司，或者说未正式搞金融控股公司而实际在“插足”金融类公司。原因无非是能支持一定程度的自融，另外就是便于从其他地方获得融资。能快速地变成虚假资本金，可以实现快速扩张、野蛮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问题，这些企业必然拖垮一部分金融机构。而由于整个市场的相互关联性，也会拖累另外一部分金融机构，尽管这些金融机构可能并不是它们所控制的金融机构。目前，这些问题还在暴露过程中，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与这些大型公司决策体制、缺乏公司治理的良好实践和基本原则有很大关系。同时，出问题的几家银行自身往往也缺少公司治理的良好实践和基本原则。 我们注意到，在问题集团爆仓、需要进行处置时，有的可能就没有自救或被救助的可能性，需要关闭破产清盘，或者找他人收购。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拖累金融市场、拖累金融机构的风险，于是就变成了金融风险处置方面的问题，同时在体制、政策和操作技术上也提出了很多金融上的新问题。前一段时间，包商银行爆出问题，在市场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连锁效应。媒体报道，包商银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为明天系提供了大量的自融，同时自己也大量使用拆借、同业票据进行融资。这暴露出包商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上层控股公司在公司决策方面进行了不正常的干预和控制，其正常决策程序没有建立或者被虚化了。此外，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多次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注资和虚假注资，原有的地方政府或其他企业股东的股份都慢慢地被稀释和挤掉了。安邦系就是这样。这样的机构，往往容易受控股集团问题的拖累而出问题。 还有一部分金融机构，典型的像恒丰银行、锦州银行，本身并不属于某一个控股集团，但由于金融市场的波动和交叉影响，也出现了大问题。事后得知，这些也都是存在严重的公司治理缺陷，如董事会基本不开、决策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内部缺乏制衡机制等。 公司治理作为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仍需加强 中国历来强调企业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始终有个说法：“企业改革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改革的落脚点。”后来企业改革获得了很多进展，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比如，20世纪90年代股份制改革，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应朝着公司化改制，通过发行上市转换为公众公司。金融系统也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很大步伐。但最近几年，社会上可能有一种看法，认为企业改革大部分路程都已经走完了，企业也改得比较好了，要求企业改革的声音就比较小了，对企业改革的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了。但从暴露的问题看，企业改革的问题还是不少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才能健康发展，才能防范风险，国民经济才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进企业改革时，有一个主流想法是，企业改革主要是指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吃大锅饭”，花“公家钱”；私营企业不会出很大问题，因为它们口袋里的钱都是自己的，花每一分钱必然都在乎。但是后来发现，实际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很多毛病在一定程度上是共性的。国有企业也有不少出现了高杠杆膨胀的做法，特别是依靠海外融资，通过高杠杆收购实现“以小吃大”。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化工集团400多亿美元融资收购农药和转基因企业——先正达。因此，有些私营企业主说，别说我膨胀，有的国有企业膨胀比我厉害多了。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主说，我们一些做法也是密切观察国有企业怎么做的，观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怎么做的，从它们那里学了不少的东西。因此我们说有些现象和问题是共性的，包括企业公司治理方面的许多缺陷。 总之，企业改革必须继续重视，而公司治理可以说是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国内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已经推进了这么多年的情况下，一些公司、银行及金融机构，仍然缺乏公司治理原则的基本概念，公司治理形同虚设，制衡机制基本是零。我个人对此感到非常吃惊。这也表明公司治理方面的改革和推行的力度还存在缺陷。因此，我觉得在研究金融稳定、金融风险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把这个题目考虑进去，推动企业改革进一步发展。 关于公司治理的监管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在这些问题企业集团野蛮扩张过程中，也暴露了我们对于公司治理监管不足。公司治理事实上也是监管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得到加强。客观地说，监管部门对公司治理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证监会制定了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的原则，银监会（现在银保监会）也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做了原则性规定，二者绝大多数内容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相关条款表述和侧重点等方面有所区别。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应该有更高层次配合《公司法》的公司治理原则，或者把《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拿过来用。不过，《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属于国际上概括性的原则，会照顾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日韩模式、莱茵河模式等几种不同的模式，算是一种交集，可能在体现各国具体特点方面还有所不足。 就金融机构监管，特别是银行监管来说，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巴塞尔III明确提出了资本质量、净稳定融资比例（NFSR）、杠杆率等概念及其监管尺度。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执行力度还不够。第一，资本质量存在重大的问题；第二，融资特别是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净稳定融资比例显然有很大问题，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大量依靠短期不稳定的融资，或者说相关联的杠杆率过高。 对于一些实体经济的公司，如华信集团、明天系公司，在其高速膨胀过程中也存在监管不足的问题，但应该由谁监管，没人能答上来，最后变成了无人监管。 虽然后来有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但还有的机构名义上并没有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也存在野蛮膨胀、野蛮扩张的问题，那又由谁监管？ 为此，还是要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来源：《中国金融》 作者：周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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