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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空手套白狼”绝活 颇具传奇色彩的王晓麟成第二个贾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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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空手套白狼”绝活 颇具传奇色彩的王晓麟成第二个贾跃亭
【研究员】:

于是,王晓麟更加坚定了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决心,开始与仰融进行接触。两人目标一致、兴趣相投,很快就在美国成立了绿色科技汽车公司(GTA),开始向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发。一个汽车大佬,一个法学天才;一个懂技术,一个懂法律。王晓麟和仰融的合作,在最开始的时候,似乎一帆风顺。


【博览财经特稿】王晓麟几乎分文未出,仅靠“空手套白狼”的绝活,就累计获得了66亿元的巨款。面对大众的口诛笔伐,已顺利到达大洋彼岸王晓麟表示:自己买了十余张机票,但由于疫情和国内限制,最后都被航空公司取消了。同时,他还表示:我再回中国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会以美国作为我的根据地跟南通嘉禾打一场持久战。

通过基础信息,再结合平台上的公示图片,我们发现此处的“江苏S汽车公司”,就是江苏赛麟汽车公司。

自2020年陷入经营困境以来,江苏赛麟汽车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一封前高管的实名举报信,更是直接扯下赛麟汽车的造车“骗局”。

造车,男人的梦想

来自湖南的王晓麟,在湘潭大学读书期间,就是一位风云人物。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曾在学校组织乐队,享受飞扬人生。1989年,法学专业毕业的王晓麟,被分配到了长沙市人民法院工作,成了一名公务员。

在美国完成深造的“王博士”,在这之后选择了律师这个职业,进入了纽约佳利律师事务所工作。几年之后,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王晓麟,转投到名气更大的卫理律师事务所,并担任中国区事务总负责人。

后来,已经荣誉傍身的王晓麟,选择了更为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凯威莱德,成为其二百多年历史上,第一个华裔合伙人,之后还一路做到了其亚洲事务部的主席。

2001年,正道集团创始人、汽车大佬仰融,想要收购英国罗孚汽车,为了顺利完成并购交易,仰融找到了当时可谓功成名就的王晓麟,让其来担任领队律师。

与此同时,本就蠢蠢欲动的王晓麟,还在偶然之间,结识了当时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考利夫,并从他那里得知:美国未来会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但是,想要完成新能源汽车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等环节,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两人想要顺利造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的来源问题。为了快速笼络足够的资金,王晓麟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与此同时,仰融也发挥自己的人脉优势,在国内的圈子里进行宣传。仅仅用了4年时间,两人的GTA汽车公司,就获得了1.4亿美元的融资。

来自如皋的橄榄枝

在跑车行业,赛麟汽车的名字如雷贯耳。这家诞生于1983年的汽车品牌,由美国职业赛车手、“美式超跑教父”史蒂夫·赛麟创立。2000年,赛麟推出的首款自主设计超跑赛麟S7,曾在《变形金刚》《钢铁侠》《速度与激情》等多部电影中现身。

但是,想要制造汽车,所需要的投资十分巨大,以王晓麟当时的财力,依旧无法支撑这样的事业,只能寻找新的投资伙伴。这个时候,王晓麟的又一个伙伴——来自浙江金华的庞青年出现了。

情急之下,庞青年找到了王晓麟,给予其在国内生产汽车的资质。有了庞青年的背书,王晓麟瞬间有了底气,他开始四处招揽投资,并最终获得了江苏南通如皋政府的信任。

但是,就在如皋政府的33亿元如数到账之后,王晓麟却没有筹措到真金白银,而是火速成立了另外四家公司,分别由自己的老婆和秘书控股,并宣布这四家公司以技术入股的方式,获得江苏赛麟汽车另外67%的股权。

为了向如皋政府交差,2019年7月,王晓麟走上鸟巢舞台,以“赛麟之夜,猛兽来巢”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可能是史上最贵的新车发布会。据悉,这场发布会斥资上亿元,主持人华少、人气明星吴亦凡、好莱坞影星杰森斯坦森纷纷到场助阵。北京鸟巢体育馆,一片欢歌热舞。

而就在鸟巢发布新车的当月,王晓麟以江苏赛麟汽车的工厂和设备作为抵押,又获得了33亿元的贷款。这样一通操作下来,王晓麟几乎分文未出,仅靠“空手套白狼”的绝活,就累计获得了66亿元的巨款。

对于王晓麟这样的操作,外界纷纷感到困惑,不知拿到巨额资金的他,打算在汽车行业作何布局。直到2020年4月,赛麟汽车前高级法务经理乔宇东的一封举报信,才让大家恍然大悟。

同时,乔宇东还表示:由于王晓麟的极力阻挠,真金白银出资、并负担江苏赛麟汽车日常运营、工厂基建等费用的如皋政府国资南通嘉禾,始终无法正常展开工作。

对于王晓麟的行为,如皋政府以涉嫌贪污国有资产的名义,将其告上了法庭。

就在王晓麟“没有机票、无法回国”的同时,江苏南通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查封了江苏赛麟汽车上海分公司的全部资产,公安机关也对王晓麟的各种嫌疑行为,展开了侦查。

从年少成名的华人天才律师,到人人喊打的贾跃亭第二,巨额资本流失的背后,是王晓麟的身败名裂。王晓麟面对着如皋政府,在骗取了巨额资金之后,选择“逃亡”美国。而他当初许下的多少豪言壮语,和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如今也早已变成了破碎的泡沫。(来源:金融八卦女频道(baguanvpindao) 作者:彼得潘)





神秘富豪回归力挽狂澜 让“大象”重新奔跑并不易
【研究员】:

为了扭转颓势,这一年孙飘扬下了不少功夫,包括大砍销售队伍、与同行合作、引进新的产品管线,加码海外市场等。为恒瑞医药找到下一个增长点,全力押注创新药,成为孙飘扬回归后的重点。然而,要让恒瑞医药这头大象重新奔跑起来并不容易。


【博览财经特稿】神秘富豪孙飘扬和他呕心沥血30年的恒瑞医药,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2021年7月,向来低调的孙飘扬重回一线,再次担任董事长,但他执掌下的恒瑞医药在过去一年仍是风波不断:集采丢标导致业绩大幅下滑、近4000销售人员被裁、首席医学官离职,股价也跌跌不止。截至5月13日,恒瑞医药市值仅剩1912亿元,较去年初最高点时的6201亿元,缩水了4000多亿元。

为了扭转颓势,这一年孙飘扬下了不少功夫,包括大砍销售队伍、与同行合作、引进新的产品管线,加码海外市场等。为恒瑞医药找到下一个增长点,全力押注创新药,成为孙飘扬回归后的重点。然而,要让恒瑞医药这头大象重新奔跑起来并不容易。

重新回归这一年

恒瑞医药的销售能力在业内闻名。早在2017年,恒瑞医药的销售便涵盖了3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近300个地市级城市。凭借强大的销售能力,其“明星”产品PD-1单抗卡瑞丽珠单抗在2021年卖出了41亿元的销售额,同为四小龙的信达生物、百济神州以及君实生物的PD-1单抗销售额分别只有28亿元、16亿元以及4亿元。

与极度内卷化的PD-1产品一样,曾经靠仿制药躺着赚钱的药企们,在经历医改以及集采后没法再躺平了。如果说仿制药业务长期扮演着哺育恒瑞医药创新药业务的角色,那么万人销售铁军就是最佳的执行者。但在集中带量采购后,“销售打天下”的护城河在逐渐降低。

截至2021年,恒瑞医药已上市创新药有10款,另有60余个创新药正在临床开发,250多项临床试验在国内外开展。

在孙飘扬的计划中,通过仿制药养活创新药是一条绝佳的路线,毕竟很多药企要么没钱做研发,而有钱的资本不懂药,这也是恒瑞医药奠定龙头地位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之后,恒瑞医药的资本化研发投入金额一直为0,从来没有将研发支出资本化。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如果做费用化处理,即当年实际发生的研发投入即可计入当期损益,反之做资本化处理后,在一定条件下,研发费用可以以摊销的方式计入损益。简单来说,资本化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财务报表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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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上,机构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2021年末,恒瑞医药的基金持股数量从2020年末的1465家骤减至834家。在股价跌跌不休的同时,机构出逃,散户却大规模涌入,恒瑞医药的股东人数已经从2020年末的28.18万户增长至2022年一季度末的80.52万户。这种机构和散户的此消彼长情况,也出现在了格力电器身上,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显然,虽然这一年的恒瑞医药有孙飘扬亲自坐镇,但在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面前,曾经靠仿制药+创新药无敌的恒瑞医药,在集采的冲击下,其靠仿制药躺赚的成长逻辑被打断,便失去了想象空间。

在2021年末的一次采访中,孙飘扬坦言:“前几年的集采对恒瑞也有影响,但没有伤筋动骨,没有像今年这样集中。”

在2021年财报中,恒瑞医药列举了五条影响业绩的因素,包括集中带量采购、国家医保谈判产品大幅降价导致毛利率下降等。恒瑞医药指出:2020年11月开始执行的第三批集采涉及的6个药品,2020年销售收入19亿元,报告期内下滑55%;2021年9月开始陆续执行的第五批集采涉及的8个药品,2020年销售收入44亿元,报告期内下滑37%;此外国家医保谈判产品价格降幅较大,例如主要产品PD-1单抗卡瑞利珠单抗价格降幅达85%。

“创新”成为恒瑞医药的立身之本,孙飘扬为了说服厂里的工人,喊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你没有技术,你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握在手里。”

截至2021年末,恒瑞医药拥有10款创新药,并且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总数已达85个。

目前,恒瑞医药的主要营收包括抗肿瘤、麻醉、造影剂以及其他。2021年造影剂的营收达32.69亿元,较2020年的36.3亿元下滑近10个百分点,占总营收的比例为12.6%。

2021年年报中,恒瑞医药并没有给出创新药的具体收入及占比数据,在核心产品PD-1卡瑞利珠单抗销售收入同比下滑的背景下,该数据恐怕并不乐观。作为恒瑞医药营收支柱的抗肿瘤业务,2021年收入为130.71亿元,同比下滑14.39%。

站在新的起点

孙飘扬直言:“过去我们认为可能有十个或者再多一些的创新药就完全可以支撑我们的发展。但目前看来情况并非如此——需要更多的产品,而且是不重复的产品。”

2021年恒瑞医药的研发投入高达62亿元,占整体营收的23.95%,研发人员也从2019年的3400人增长至2021年的5478人,仅2021年就增加了757人。

除了寄希望于自身不断产出下一个如艾瑞昔布、PD-1单抗卡瑞丽珠单抗、阿帕替尼等“爆款”创新产品,在研发上特立独行的恒瑞医药也打破了与同行“合作”壁垒,拓宽研发管线,比如2021年花13亿元买入万春医药的一款创新药普那布林、与北京天广实生物合作开展MIL62联合用药的临床开发、引进基石药业CTLA-4单抗等等。

反观恒瑞医药2021年来自海外市场的营收仅为6.16亿元,占整体营收的2.38%。从国内PD-1的内卷化就能看出,想要实现一款产品的持续高增长,拓宽销售渠道、进军海外是不二之选。在2021年年报中,恒瑞医药也单独列出了关于海外市场的研发投入,共计12.36亿元,占总体研发投入的比重达到19.93%。

在交出2021年的这份成绩单后,回归一年的孙飘扬还没有控制住正在急转弯的恒瑞医药,曾经的恒瑞医药展示了孙飘扬是如何通过“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成功,但世易时移,忘却过去辉煌的当下,孙飘扬与恒瑞医药都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想要这艘巨轮平稳穿越风暴,64岁的孙飘扬,还无法退休。(来源:市界(ID:ishijie2018) 作者:曾嘉艺 编辑: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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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松绑城市背后大多有高人坐镇 政策还能救多少次?
【研究员】:

杭州在2021年的土地出让金达到3132亿元,是当之无愧的卖地之王。从2016年以来,杭州每年都是全国土地收入最多的城市,这项纪录已经持续了5年。甚至有人感慨过,杭州的经济发展,全靠卖地收入。这样的杭州,自然也保持着对土地财政的高依赖。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这段时间,给楼市松绑的城市之多,数都数不过来。越到后面,松绑的手段就越高超。就连一直是楼市调控排头兵的长沙也按捺不住,终于出台了松绑政策。长沙的松绑政策真的非常有意思,刚看到的时候都呆了:长沙已有房屋供作租赁住房后,将不纳入家庭住房套数计算。

发展,土地财政高依赖

你知道2021年的“卖地第一城”是谁吗——杭州。杭州在2021年的土地出让金达到3132亿元,是当之无愧的卖地之王。从2016年以来,杭州每年都是全国土地收入最多的城市,这项纪录已经持续了5年。甚至有人感慨过,杭州的经济发展,全靠卖地收入。这样的杭州,自然也保持着对土地财政的高依赖。2021年,杭州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40%。

可以说,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绕不过土地财政这个坎儿。所以,在市场出现波动时,很多城市都会下意识地想要救市。正因如此,土地财政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推动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

房地产税勉强能算是一个应对之策,但是时机不太好,本来都准备试点了,结果遇上了2021年的楼市大寒潮。

房企过不下去了,地方的卖地收入自然跟着大幅减少。在这样的态势下,房地产税不出意外地被“延缓”了。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是,“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楼市,花式松绑为卖房

现在松绑的城市,背后大多有高人坐镇,讲的就是一个喧宾夺主。松绑政策花样频出的根本原因,是楼市缺乏活力,用常规手段已经没办法刺激到死气沉沉的楼市了,所以必须不走寻常路。

一般来说,在一个地方持有多套房产的人,完全算是财务自由了——他们有钱,并且享受到了房产升值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通常都是房地产市场的忠实拥趸。这些人以前被老百姓叫做炒房客,但现在,他们已然成为楼市的“希望”。

大部分人都不敢买房了,今年前4个月百强房企的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僵持之下,房企扛不住了,爆雷节奏无法止歇。

在外边的老板也不好过,且不说恒大许家印在那里嚷嚷着“没有销量就不能还债”,就连大名鼎鼎的“白衣骑士”孙宏斌,也没钱了。

率先爆雷的泰禾、恒大,现在还在跟业主扯皮,融创一旦一起沦陷,那绝不是儿戏——开发商一倒下,剩下的必然是一地烂尾楼了,还有数不清的烂账。

就拿松绑的城市长沙来说,烂尾楼的数量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除了长沙以外,郑州、重庆、昆明等城市也是烂尾楼的高发地。

现在的楼市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楼市繁荣的周期越来越短,很多城市出现去化缓慢的问题。房子越修越多,为了去库存,很多城市开始救市,就这样无休止地循环。

尽管很多人觉得自家房子还不够大、不够多,但我国的人均住房率其实是很高的,一个城市小孩出生下来,父母有一套房,爷爷奶奶有一套房,外公外婆有一套房,算下来就是3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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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文章均出自财经媒体大V,名字我就不说了,大家都明白。资本家读了落泪,可谓真真是戳到心窝子里了,感激涕零地道:“终于有人替我们这群人说说话了!”

在《吴晓波:“我们这是怎么了?”》一文中,开篇写了一个马某。这个马某是杭州的,但又不是杭州的那个马某。不知道这个马某是吴晓波虚构的,还是吴晓波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朋友。但从吴晓波的形容来看,这个马某是杭州的一个收租佬。

收租佬在杭州经营房地产,盖了一个小区,卖掉商品住宅房后,给自己留了一栋商场。有了这栋商场后,收租佬就正式过上了安稳收租的幸福生活。

在一个绵绵细雨的天,马某约着吴晓波吃饭。这是一顿离别饭,马某买了一张成都转飞加拿大的机票,说要去加拿大了,一年之内都可能不回来。

这个“我们”,内涵深刻。你可以理解为“中国这是怎么了?”,也可以理解为:“资本家们这是怎么了?”亦或是“这个时代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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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会发现,原来他还可以去加拿大,原来他还有一栋商场收租。可底层的老百姓呢?那些商场里的租客呢?

在《吴晓波:我们这是怎么了?》一文中,有太多的槽点值得队长去吐槽。大致总结了文章中的三大要点:

二是,舆论打击企业家、资本家的投资热情和创业激情。

在这里将逐一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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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过去40余年里形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共识,却没有形成“先富带后富”的共识。至今,这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仍然没有意识到,“先富带后富”也应该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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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说来可笑,吴晓波在文中写道:“当他们突然发现这种社会荣誉感被剥夺的时候,创业创新的热情将迅速消失。”

这不是把人民群众当傻子吗?资本家看了落泪,企业家看了做梦都要笑醒。

原来,他们创业创新,都是为了获得社会荣誉感啊?

同样,30多岁就急流勇退的某些人,是极少数,还是大多数?他们可曾受到一丝一毫的迫害?还是说,他们本就心虚?

在吴晓波的文章中还看到了一句更可笑的问题:“我们都是搞技术开发的。现在谁能告诉我们,哪一类产品创新是不涉及垄断的?”

中国的资本家们不投资技术,还怪国家反垄断?这个帽子扣得太偏了。

在这里有一个鲜明的案例,腾讯在网文、音乐等诸多领域存在经营者集中,但并没有遭到国家严厉的反垄断惩罚。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腾讯实行的是相对开放的商业生态,没有利用垄断优势恶意打击竞争对手吗?

真正在叫苦的人并不是技术专家,而是赚惯了轻松钱的资本家。吴晓波在帮谁叫苦?他们又是真的苦吗?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文章里通篇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摘抄两句,大家就明白了:第一句:如果李嘉诚有罪,请按法律严办他,如果他无罪,请严惩这样刻意制造对立,激化矛盾,破坏社会信任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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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为什么讨厌李嘉诚?做房地产的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讨厌李嘉诚?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恒大危机,恐怕还有不少人同情许家印。毕竟,恒大可是真真切切地为中国盖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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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章所提:社会上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持续兴风作浪,不断制造歪曲舆论或抹黑事迹,陷企业家们于不安,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

队长可以拍着胸脯说,到目前为止,党和政府还没有对不起企业家这个群体,更没有对不起资本家。那些违法犯罪而锒铛入狱的企业家、资本家,都是罪有应得。而那些在舆论场上遭受的批判,谁要是觉得批判错了,委屈了,大可以诉苦。但马某的诉苦,李嘉诚的诉苦,人民不能接受。

从这两篇文章的刷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党和政府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阻力之大!

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他们拥有话语权,拥有资本,他们有时候还能在舆论场上去倒逼。蛋糕做大了,先得到的人不仅不想分享,还想抢走更多。

他们强烈建议:国家要清查这股神秘力量,正本清源,还企业家们一个心安。什么叫正本清源?这难道不是要堵人民群众的嘴吗?(来源:队长手记 作者:牲产队长)




形势分析




中国债务风险无“近忧” 高杠杆率背后隐藏三方面质量问题
【研究员】:

无论是从存量外债比例还是现有政策空间看,中国的债务风险都要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尽管中国债务风险并无“近忧”,但深入研究债务问题仍有必要,经济周期与债务周期如影随形,债务结构与质量往往能反映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的运行情况,并为我们商讨经济发展对策提供新的视角。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高杠杆率的背后隐藏了三方面债务质量问题,分别是居民失衡的债务结构、企业低迷的资本产出效率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

根据IMF数据,2020年中国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268.8%,显著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单纯以杠杆率高低论债务风险并不合理,还需结合各国实际发展情况、金融体系完善程度等。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高杠杆率的背后隐藏了三方面的债务质量问题,分别是居民失衡的债务结构、企业低迷的资本产出效率以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我们认为,三个方面恰指向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症结所在,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短期和长期经济发展对策,不仅有利于防范债务风险和增强金融稳定性,也有助于深化经济结构转型,提升中国经济韧性。

IMF和BIS均有对实体经济各部门的杠杆率测算,但两者在统计中国实际债务情况的过程中存在定义差异。BIS口径的企业部门债务包含社融中的各项贷款及债券存量,而IMF则考虑到地方融资平台债务(LGFV)或实际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特殊情况,在2013年国家审计署债务审计基础上再将每年新增LGFV债务的三分之二划归为政府部门,三分之一划归为企业部门。因此,BIS口径的企业部门杠杆一般要显著高于IMF口径。

数据显示,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分别出现过两次陡峭上升。如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对比便可发现,2008年-2009年中国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导致企业部门杠杆率大幅上升,幅度远高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而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产业链的内生韧性为经济的快速恢复提供了有利条件,政府主动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的必要性下降,IMF口径下的企业与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幅度均小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2021年经济复苏恰逢新供给冲击,PPI超预期上行过程中名义GDP增长较快,因而世界各国存量债务占名义GDP比例均出现明显下降。中国亦是如此,我们按IMF口径估算的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由139%下降至135%,而居民与政府部门则相对保持稳定。据社科院统计,2021年三个部门总债务共上升了10%,接近于1991年以来的最低债务增速,实体企业主动去杠杆的趋势凸显。而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年城投债务“控增量+稳存量”的趋紧基调之下,城投债存量仍然多增超过2万亿,净融资额甚至超过2020年。相较之下,在2015和2018年城投政策收紧期间,城投债净融资额均出现了明显下降(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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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债务比例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但综合考虑经济实力和金融体系等多方面因素,发达国家的债务风险却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无需过度在意杠杆率的高低,而更应着重分析中国的债务质量。经研究发现,近几年中国各部门债务的结构型问题日渐凸显。

对美国而言,除了最低收入人群,中产及以上的债务收入比均出现下降趋势,这可能主要得益于新冠疫情以来的股市繁荣,大幅增长的资产性收入较好地对冲了债务影响。对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而言,受益于政府的调节救助政策,低收入人群的偿债负担明显下降,而高收入群体的债务压力则有所增加。而中国、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群体以劳动性收入为主要收入途径,因此除了最低收入人群得到兜底保障外,其他所有群体的收入均受到一定负面冲击,债务收入比均呈现上升态势。其中,中国的低收入家庭杠杆率上升更多,从美国次贷危机经验来看,一部分人资不抵债就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债务风险,因而需要警惕潜在的传导效应。

最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仍存。一方面,目前仍有较多城投平台以基建和土地开发等公益性项目为导向,仅依靠自身盈利难以偿还债务,IMF匡算2021年当前城投平台可能形成的隐性债务总量大约在50万亿,占名义GDP比重约为44%。另一方面,养老金的债务缺口或将显性化。过去几次国家审计署对地方性隐性债务的摸底排查主要集中在基建领域,而尚未包含养老金债务缺口。根据中国社科院撰写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8-2022》,不包括财政补助的养老金当期结余已经出现严重的“收不抵支”,且缺口呈不断扩大趋势。

防范债务风险需要短期守住关键要素长期改善债务结构

第二则是中国当前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空间均较为充裕,因流动性收紧而导致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性较低,而以能源进口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为抵御高通胀已不得不开始超常规加息,中低收入国家债务违约潮或将开启。尽管中国短期并无显著的债务风险,但仍有必要重视债务的结构性风险堆积,利用缓冲阶段做好提前应对,在短期维度守住关键波动要素,在中长期维度改善我国债务结构,夯实中国经济韧性。首先,从居民部门看,由于债务集中在个人住房贷款,短期保地产、保经济的必要性大。中长期则建议坚持“房住不炒”基调,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引导居民合理改善债务结构,降低住房、租房等债务对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再者,从企业部门看,在短期疫情反弹形势下,保产业链是防范债务风险上升的重要一环。IMF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对不同行业形成非对称冲击,受到更大冲击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也随之提升更多,债务脆弱性显著上升。而我们统计发现,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较强韧性,中国相关行业(除消费者服务外)的资产负债率相比疫情前反而有所下降(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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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APP多方采访和梳理发现,踩雷恒大的上市公司无论业绩还是股价均损失惨重,但深究下去,除了恒大的拖累外,也有大环境和企业自身发展策略的问题。

恒大到底坑了多少公司?

以主营门窗幕墙的嘉寓股份为例,其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4.30亿元,同比下滑31.23%;归母净利润-13.48亿元,同比骤降1767.77%。而嘉寓股份可查的财务数据显示,过去15年,公司累计也仅盈利8.82亿元,换句话说,公司一年就亏掉了过去15年以上的盈利。

对于去年的巨亏,嘉寓股份称,主要是对恒大集团相关应收款项、合同资产等计提减值准备。公司涉及的恒大商业承兑汇票敞口金额为13.16亿元,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及存货等约5.74亿元。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中,仅对客户二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就有10.69亿元,按70%计提坏账准备7.49亿元。

踩雷恒大,皮阿诺走向巨亏。2021年,公司在营收18.24亿元(同比增长22.10%)的背景下,归母净利润亏损7.29亿元(同比下降470.05%)。

索菲亚也因对应收恒大集团款项计提了9.09亿元,遭致去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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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拿到恒大、碧桂园、万科这样的大客户就是收入和利润的保障,但随着整个房地产行业增速放缓和疫情的影响,一荣俱荣翻转成一毁俱毁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一建材家居行业人士表示,其实说到底还是地产行业大环境不景气叠加这些企业客户过于集中造成的。除了恒大之外,其他诸多大大小小的地产商也在陆续出现债务危机,不排除还会有其他公司受到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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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嘉寓股份为例,根据其定期报告,多年来恒大一直是嘉寓股份的第一大客户且公司引以为傲,2016-2019年公司均明确列示恒大为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占比达21.52%、29.17%、41.86%和34.54%。

根据业绩预告,2021年金螳螂预亏40亿元-50亿元,主要原因即是对客户应收项目计提减值准备。公司披露,截至2021年末,公司持有该客户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等应收债权共计77.30亿元,其中,逾期未兑付票据24.96亿元,未到期票据17.6亿元,应收账款16.76亿元,以资产抵偿票据17.98亿元(部分以资产抵偿票据存在因监管部门要求退回原抵偿资产的情况)。这里说的该客户即是指恒大集团及其成员。

踩雷恒大,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于上市公司而言,踩雷了只能认,收不回来的就一次性全部计提或大比例计提,毕竟以房抵债、诉讼等手段需要时间也不一定有效。”上述的行业人士表示,计提之后相当于轻装上阵,于公众公司而言,还是很有必要的。

江河集团2021年已对包括恒大在内的风险客户计提各类减值损失约24.6亿元,公司接待投资者调研时明确表示:“基于2021年计提比较充分,公司预计正常情况下2022年大比例计提的概率很低。”

“恒大最近在停牌重组,只能看重组之后钱怎么还了。”嘉寓股份证券部工作人员回复时语气颇有些无奈,地产行业大方向调整,公司想转型光伏,把光伏这块的比例提上来。但受疫情影响,开工进度不及预期。公司也在想办法,但确实没达到期望值。年报显示,2021年嘉寓股份光伏产业链相关的业务贡献收入2.64亿元,占比18.46%,同比下滑了43.10%。

胡中信坦言,于踩雷企业的转型而言,首要的是思维的转型,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要转型成功确实不太容易。其建议,建材家居装饰类企业要布局多种渠道,这样在某一渠道出现问题时,才能最大限度分散风险。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和疫情影响,实际加快了建材家居装饰行业的洗牌速度,三四线品牌逐渐减少并向头部集中。以2020年的木地板行业TOP10的公司来看,其中的9家业绩均在增长。随着消费升级和品牌化运作,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加大,具备品牌、经验、资本的企业有望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来源:钛媒体 作者:苏启桃)




社会透视




又是一年最难毕业季 找到一份符合期待的“体面”工作很难
【研究员】:

在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之后连续跨越,1986年上升到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6年超过20万亿元。2017年首次登上8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当年的经济增量折合1.2万亿美元,直接相当于2016年全球第十四大经济体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


【博览财经特稿】人社部数据显示,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指本科生、大专生、研究生、博士生等)达到1076万人,同比2021年增加了167万人,这也是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

而这1076万人,仅是我国一年高校毕业生的人数,由此带来的问题想必大家马上就能想到——没错,就业难。

近年来,几乎每年的这个时候,“史上最难毕业季”的话题就会冲上热搜,高校毕业生人数年年递增,就业难度“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而且今年春节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疫情反复,加上互联网和教培等以往就业高景气的行业,也出现了大幅裁员的情况,更让本就严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最新的就业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根据智联招聘4月26日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今年一季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为0.71,降到了2020年疫情以来的最低点,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6。

另外,在高校毕业生群体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分化。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中国重汽集团,博士入职可享受50万元的安家费和50万元的无息借款,再加上不低于30万元的年收入,博士入职总共可以拿到超过100万元的综合补贴。

相比起来,毕业人数最多的本科生甚至硕士,找工作则比较困难。换句话说,我国高校毕业生求职出现了明显的“两头抢手,中间遇冷”的现象。

实际上,这些新闻已经不是个案,像保姆、月嫂、保安、收银员、送快递等职业选择,在大学毕业生中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这反映出的一个社会现实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正在涌入传统意义上的低门槛行业。

为什么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了?以前大学生不挺吃香的吗?没错,放在二十年前,大学文凭的确是香饽饽,但现在,时代变了。

在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之后连续跨越,1986年上升到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6年超过20万亿元。2017年首次登上8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当年的经济增量折合1.2万亿美元,直接相当于2016年全球第十四大经济体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

在此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多强调的是量的增长——“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或者说“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几乎只有一个:多多益善。

此时,我国经济结构主要是从农业为主导转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大量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成为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

但近十年,我国经济的增速明显放缓,在2011年GDP增速首次跌破了10%,从此告别两位数的高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总量的基数已经很大了,而基数越大,增长率提升就越困难。另一方面,我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也逐渐消化完结,后续的增长动力更多来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近十年,我国参加高考的人数稳定在900万以上,近三年更是连续超过1000万,并且录取率一路走高,2020年的高考录取率就已突破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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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高等教育,在2002年以前的确还属于精英化阶段,但从2002年开始,就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随着2019级大一新生入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我国也步入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

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已不如往年旺盛,而人数还在不断扩大的高校毕业生群体,如果固守所谓的“精英”身份,非精英岗位不去,不接受大多数人从事的普通岗位,甚至在大学虚度四年只为混个文凭,势必会加剧就业难的问题。

这显然已经与现实脱轨,身子都已经进了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脑子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怎么行得通?抱有这种想法的高校毕业生,还是得趁早“认清现实,放弃幻想”。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种计划性的规模增长过程”。这种国家政策驱动的跨越式发展,一方面使我国高等教育仅用十年就走过了其他国家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普及化道路,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人才培养,在某种程度上是超前于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

而在大学持续扩招的大背景下,现在每年都有几百上千万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其中还有几十万985、211学生。换句话说,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还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某种程度上就导致了中端人才存在过剩情况,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两头抢手,中间遇冷”的现象。

2021年的人社部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招聘岗位中,关于“招工难”的前一百个职业,与制造业相关的职业高达40%以上,如“钢筋工”“机修钳工”“纺织染色工”等,而且预计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仍将近3000万人。

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作用下,有编制的工作更加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的优先选择,网上甚至喊出了“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口号。

当然,铁饭碗名额也有限,大家都想抢,竞争也异常激烈,报录比更是一年比一年吓人。从其他行业的情况来看,以往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教培、地产和互联网行业的就业景气度也均有所下降。

房地产行业虽然在去年底放松了信贷政策,但房企风险尚未完全解除,今年首月招聘职位数同比下降30.3%。

所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第二个层面是能不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找到一份工作是不难的,但找到一份符合期待的“体面”工作是很难的。可以说,供需错配才是现阶段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核心问题。

很简单的道理,房价高买不起就算了,房租也连带着贵,房租贵了,就要用更多的工资去交房租,那肯定得找个能交得起房租的工作吧?

还有媒体报道称,有制造企业“下了很大的决心”给出了“公司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月薪1.4万元,却仍然招不到985高校的机械专业学生。因为这些学生且早已被其他“大厂”,以“年薪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更高工资提前签约锁定了。

在阵痛中前行

所以要缓解就业难的问题,首先是要保证经济增速,这与创造就业岗位密切相关。而今年我国5.5%经济增速目标的设定,最首要考虑的,就是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速虽适度下降,但只要总体运行平稳,主要指标都稳定在合理区间,就没有必要心生恐慌。保证经济增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市场的总量压力,同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目前我国劳动力的升级速度已经快于产业升级的速度,带来了人才供求的结构性错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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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从经济的规模增长模式到质量增长模式的转型,并非朝夕之功,任何国家的经济转型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期间,从政府到企业和个人,都将经历一场并不轻松的适应期。

尽管如此,面对近几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传统需求空间还有潜力,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的需求不断涌现,总有新兴行业会爆发,从而诞生新的岗位需求。不可否认的是,就连新冠疫情这种负面冲击事件,也催生出了一些新业态。

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我国制造业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就是通过芯片、新能源、智能装备等高精尖产业链的快速发展,为用工市场带来大量收入高、职业发展前景广的就业机会。

市场机制始终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当新的行业前景和“钱景”出现,求职者自然就会“用脚投票”。此外,导致供需错配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为了改善这一问题,已经有学校在采取“校企合作”的办法。以芯片行业举例,学校老师通过参与企业的芯片研发或研究工作,下意识地为学生培养芯片行业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另一方面,也有院校通过邀请企业人士进课堂,给学生分享行业最前沿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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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下半年至今,互联网行业的人员优化,从头部大厂蔓延到独角兽企业,波及的不光是基层员工,还有很多带团队的中高层,就连叫法也从裁员到“毕业”,又转为“汰换”。

近一年多来,一提及创业,外界的建议都是“三思”,尤其是涉及实体产业,认为“受疫情影响,成功的可能性较低”。最终选择走上这条路的人,并没有被劝退。有的人想从零开始,先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一门小生意,实现“开源”后,再慢慢拓展;还有的人认为既然创业就要争取做大,组建团队、创办公司、拿融资。当然,他们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做自己的事业”

看机会四个多月,叶棠收到了几个offer,以中小公司为主,职级和薪资均有所上升。不过,她觉得都不太适合自己。因为孩子还不满1岁,自己换工作,首要考虑的不是晋升、薪资,而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这些中小公司都“离家太远了”,而且可以想象入职后,又是新一轮高强度工作的开始。

杭州的紫米也是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动了创业的念头。2017年大学毕业后,她一直从事技术岗,但因为对写代码这份工作实在提不起兴趣,每天的工作都很煎熬,于去年底,从一家独角兽企业离职。

曾在教培行业的朱山,下场创业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在“双减”的影响下,他去年8月离职,当时就打算创业,但被家人朋友劝住了,“热潮已经过去,不要考虑创业了”。

同样受“双减”政策影响走上创业路的,还有赵玥玥。2015年大学毕业进入旅游行业,2020年遭遇疫情,“行业受打击,我不得不转行”。随后她进入了当时正处于风口上的在线教育行业,进了一家大厂做运营,可工作了一年就遭遇政策变化, 整个业务线都被裁撤。

刘瑜也是从大厂离开的那一刻,就决定要创业了。2021年大学毕业,刘瑜作为校招生进入大厂,原以为得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没想到变故来得非常突然。试用期还没结束,她就被HR通知调任到异地。刘瑜当时问HR,自己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同时打出了“感情牌”,说自己“必须要留在当地照顾父母”。HR只回复了两个字,“没有”。

有人一年站稳脚跟,有人已经放弃

离开大厂后,刘瑜通过社交平台等各种能接触到的资源,大量联系创业的前辈,请教“该如何创业”。同时,她开始尝试一些小的项目,先是自学搭建了电商小店,产生了收入,还靠自己的业务能力,技术入股了一家创业公司,通过提供运营咨询拿分红。

赵玥玥离职之后,在方向选择上没走什么弯路,很快进入了一个运营圈子边学边摸索,准备个体创业。她的主要工作是做“运营咨询陪跑”,为C端用户提供咨询,另外,她还接了几个知识IP训练营的运营工作。在资金投入不多的情况下,运营8个月后,赵玥玥的月收入已经恢复到了上班时的70%左右,“算是站稳了脚跟”。

叶棠就没这么顺利了,求职之路不如意,在找创业项目上也费了一些周折。春节后的一个多月里,在身边同学、朋友的推荐下,叶棠密集地了解了十多个项目,儿童绘本、茶叶、中医相关的,只要感兴趣的她都去看。

有人想慢慢靠自己从0起步,或是低成本创业,也有人抱着快速做大做强的想法,寻找合伙人、搭建团队。

朱山在教育行业有多年经验,决定创业后,他和合伙人共同投资成立了公司,打算推出一套适合学前阶段的产品,以To B的形式输送到幼儿园等学前机构,有成功案例之后,一面融资,一面快速起量,但事情并未按照预想发展,创业不到半年就已夭折。

即便只是一门小生意,要承担的压力,也远远大于上班打工,更谈不上工作和生活分开了,随时随地都要留意听到、看到的每件事,思考这些信息对项目有没有用。

众享空间,是一个能观察创业行情的地方。去年离开大厂的创业者张嵘很明显感觉到,今年以来,办公室所在的众享空间,工位基本都坐满了,而去年大多都是空置状态。

张嵘算是创业老兵了。他2014年第一次出来创业时的感受是,只要有产品、有数据,很快就能融到钱。现在行情大不相同了,哪怕公司已经盈利,融资也很难,所以,今年大多数创业者的心态是,先养活团队。

据小马鱼观察,近两年,从大厂离职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和尝试以下三个创业方向:第一种是知识IP打造,通过做咨询、课程、书籍的方式进行输出和变现;第二种是个人教练,给C端用户提供陪伴式的成长,帮助年轻人调节心态,寻找适合的发展方向;第三种是将爱好、兴趣做成小生意,比如开特色咖啡馆、画室等。

在她看来,在当前形势下创业,实体经济因为受疫情影响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一旦加码投资,很可能血本无归。相较于开一家大公司,先能够跑通一个小项目,反而是选择方向时首要考虑的。

据她观察,女性创业者在这方面更擅长一些。“很多男性面对社交媒体时,不太能放得开,在社交媒体兴起的风口上,享受到的红利较少。”

创业意味着风险,每个创业者都要做好心理预期。赵玥玥和刘瑜零成本起步,稳扎稳打,只要收入在涨就已经很满足了。而紫米还抱有“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态,即便现在已经轻微负债,也还想靠着创业赚大钱。

当有人雄心勃勃走上创业路时,朱山今年4月初重新回到职场上班。“融资难,出行难,业务开展难”,创业五个月,他遇到了无数难题,也渐渐明白,拿融资、抢市场、搞数据,不适配当前的市场环境,能自我造血盈利,才能熬过寒冬。他以往在公司当高管,习惯了调动资源,高薪招聘人才,指挥团队作战。而创业公司,每天考虑的不是怎么发展,而是现金流还能撑多久。

最重要的是,创业者要有足够强大的心力,能应对各方压力。朱山强烈感受到,疫情之下,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对创业者的要求和考验也在增多,这时候,更考验创业者的承受能力,而不是判断趋势的能力和成事的经验方法,“一般人很难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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